马来亚共产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马来亚共产党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何启才*（HO Kee Kee Chye Ho摘要在马来西亚研究中，“马共研究”应该属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因资料取得有所困难、研究对象不易安排、研究课
题有所禁忌等原因，造成相关的研究人员稀缺和研究成果不够完整，进而导致“马共研究”的发展进度缓慢。作为意识形态上对手，殖民地政府不但掌握了大量马共的情报资料，也对马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相信这便是“马共研究”的开端。之后，学术界和民间才逐渐展开与马共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了马共的历史研究、策略/军事研究、组织结构/特色研究等层面。无论如何，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因仰赖于官方的解密档案，欠缺了马共自身档案和观点，因此内容或有偏颇，或是无法深入探讨和分析马共及其相关的事件。如今，随着和解后，许多前马共成员透过出版相关回忆录，或公开档案资料，或出席公开活动等各种方式，逐渐释出马共过往的种种是与非，为后来的马共研究者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研究条件。本文尝试粗略回顾并探究1930年代以来“马共研究”的发展状况和研究意义，希望能够引发更多人对“马共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一、前言
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于1989年12月和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和解后，与马共相关的出版和研究也逐渐增多，使得以马共为主体的“马共研究”雏形渐现。在马来西亚研究中，“马共研究”应该属于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因研究人员稀缺和研究成果之匮乏，导致相关研究的发展缓慢。若究其原因，不外乎档案资料之来源不易取得、研究对象之安排困难、研究课题之有所禁忌等等。自1930年成立以来，马共便是殖民当局意识形态上的宿敌。因此殖民当局不但掌握大量马共的情报资料外，也对马共进行了大量且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相信这也是“马共研究”的开端。此后，学术界和民间才趋向研究马共。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了马共历史、军事策略、组织与人物等层面。然而，许多早期的研究成果过于仰赖官方的解密档案，欠缺来自马共的档案和观点的对照，因而内容或有偏颇，或无法深入探讨和分析马共及其相关事件。因此和解后，许多前马共成员透过出版相关的回忆录，或公开档案资料，或出席公开活动等诸种方式，除解释马共的过往外，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研究条件。本文尝试在文本资料有限（以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献为主）的情况下，粗略整理并回顾马共研究的状况，希望能够引发更多人对“马共研究”的关注和重视。
二、马共研究的史料概述
马共研究的史料，除现存于各国档案馆内的档案文件外，还包括了当前在市面已出版（以及尚未出版）之回忆录、口述记录，或私下存藏的报纸刊物、会议记录、手抄本等。这些不在档案馆内的马共文件，多为马共前成员所存藏，或被个别人士所收藏。无论如何，当前的马共研究者的主要参考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公共档案馆的马共档案。虽然如此，研究人员在使用这些档案文件时，也会面对不同程度的使用限制，包括无权全面阅读即使已经解密的档案。
（一） 档案馆的马共研究史料概述
关于各地档案馆封存的马共史料与类别，陈剑在〈关于马共研究的史料探源〉一文中做了一些介绍，兹转录如下：（陈剑2004a：88-89）
i.马共各时期的政治斗争纲领、宣言、声明、政策及相关说明与指示；
ii.马共各时期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
iii.马共各时期的军事部署、指导文件、通知与批示；
iv.马共各州州委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
v.马共各时期的各地区区委的会议记录及相关资料；
vi.马共各时期各独立队（抗日时期）、各支队（抗英及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区的地下报章、书籍和宣传资料、传单；
vii.马共各时期各党军单位的内部文档；
viii.马共各民运单位的宣传文档、宣教资料；
ix.马共各时期各党军单位的来往信函、批示和通知；
x.马共各时期各党军单位与地下单位、组织的来往信函及相关资料；
xi.马共党军人员的个人信函、笔记和日记等资料；
xii.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部队）整理的马共党军人员的个人档案资料；
xiii.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部队）整理的关于马共各时期党军活动的情报与档案资料；
xiv.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部队）研究和分析马共活动的报告与相关资料；
xv.有关当局（政治部与剿共部队）各时期对马共作战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组织、部署、策略与战略、具体行动的报告与相关资料。根据陈剑先生的经验，上述分类之档案文件也分别收存在：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新加坡内政部、大英档案馆、牛津大学罗德档案馆（Rhode House）、澳洲及纽西兰国家档案馆和战争博物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美国国务院策略服务署（OSS）、台湾历史档案馆等处。（陈剑2004a：89-90）以大英档案馆的马共档案为例，其来源计有：英国殖民署档案（British Colonial Ofce Records，编号：C.O.）、英国外交部档案（British Foreign Ofce Records，编号：F.O.）、英国首相署档案（British Prime Minister’s Ofce Records，编号：PREM）、英国战争署档案（British War Ofce Records，编号：W.O.）、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British Cabinet Ofce，编号：CAB）等
1；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关于马共的可公开档案并不多，其中多为官方的报告、文件、图像、剪报等。不过，作为马共机关报的《民声报》和马共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的机关报《战友报》都可在此取得。
1目前，大英档案馆（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已经提供网上档案搜索、免费下载或付费下载大部分解密档案，其中包括与马共相关的英国殖民地政府档案。大英档案馆的网站：http://www.nationalarchives.gov.uk/ 。
（二）马共的档案文件
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及至和解前，马共因北迁及多次转移，其自身资料之保存已是一大难题。据了解，目前较为可观的马共正式档案文献（宣言、声明、社论、电台文章、贺电等类），应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关于马共资料的系列合辑。该系列汇集了马共自
1930年成立以后至和平时期（1945-1948年）的重要文献：
i.《马来亚革命资料》，出版日期：1952-1953年间；主要收录马共于1930年建党初期至二战爆发前的文件。
ii.《马来亚革命资料附编》，出版日期：1952-1953年间；主要收录马共于1930年建党初期至二战爆发前的文件。
iii.《马来亚革命资料（第三辑）》，出版日期：1953年7月1日；主要收录马共抗日时期的文件。
iv.《马来亚革命资料（第四辑）》，出版日期：1952年9月19日
2；主要收录马共战后自治独立运动的文件，辑下共有三个分册。鉴于这批文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由前马共成员成立的“21世纪出版社”依据了上述文件的编印方式，重新修订和编排，印制成“马共文集丛书系列”。该文集编辑部在序文中也提及了“《马来亚革命资料》一系列的专辑，皆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二战后初期所编印，属于正式文档。”（21世纪出版社编辑2011：i）故此文集的重新出版，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共文集系列于2010年开始出版其第一辑。截至2012年12月，总共出版了7辑（8本）：
i. 辑一：《战前地下斗争时期（一）——建党初期阶段》
ii. 辑二：《战前地下斗争时期（二）——反法西斯、援华抗日阶段》
iii.辑一、二之增补本：《战前地下斗争时期——资料增补》
iv.辑三：《抗日战争时期（一）——党军文件集》
v.辑四：《抗日战争时期（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光荣史》
vi. 辑五：《抗日战争时期（三）——抗日时期资料续编》
vii.辑六：《战后和平时期（一）——二战胜利与抗日军复员》
viii.辑七：《战后和平时期（二）——战后的自治独立运动》除了前述之《马来亚革命资料》系列，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编印了《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1960年—1970年4月30日）》（1971年5月出版）和《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1975年5月—1981年6月）》（1982年出版）。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也曾经在马共建党30周年之际，编选了25篇马共对外发表的文件——《沿着完全的民族独立的道路前进——马来亚共产党文件选编》(1960年12月出版)。此外，新华社也将其刊于中国《人民日报》之马共相关的报导文章汇编成电子资料《马来亚共产党资料汇编（1948-1989）》，共收录了59笔新闻资料，主要为新闻报道和文告。日本占领马来亚之时，马共和盟军联手抗日，战后获得了英殖民地政府承认并给予合法政党之地位。马共在1946至1948年6月期间，不但得以公开活动，就连共产主义相关的书籍也得以印刷出版，例如：马来亚出版社印行的《南岛之春——马共言论集之一》（1946年）、《战略与策略》（1946年3月1日）、《马共当前民主纲领浅释》（1946年）等。马共一直都有印行书报刊，以传达党的立场和决策。即使是在紧急时期马共转入森林进行抗英斗争，马共中央及其属下的各支队仍然持续印行报刊和丛书。方山编纂的《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一书中就详细纪录了马共在抗英战争爆发后所出版的重要刊物，例如：马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丛刊》、民族解放军总部的机关报《火线上》；第十支队负责编印马来文版本的刊物，包括“ Pembebasan”（《解放丛刊》的马来文版）、“Siaran siaran Suara Revolusi Malaya”（《革命之声》马来文广播稿选辑）、“Siaran siaran Suara Demokrasi Malaya”（《民主之声》马来文广播稿全套）等；第十二支队更设立“火炬出版社”，除了负责出版内部学习材料和对外宣传品外，也不定期出版报纸《人民前锋报》和综合性刊物《火炬》等。该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记载战斗故事和英雄事迹的丛书《十年》，共有14集。（详细的刊物名单和介绍可参阅：方山2006：265-282）由于马共经常转移阵地，许多档案资料和刊物断难全数获得妥善保存。因此幸存的马共档案资料和刊物究竟还有多少，终究是个未知数。目前，还未有关于马共各个时期档案或刊物，包括刊物的语种、内容（评论、文集、文学……）的研究成果出现，因此，若此方面的研究得以展开，或许就能让我们理解马共的刊物与宣传对当时的群众和左翼运动起着多深远的影响。无论如何，上文所述及的资料文件和刊物，都可以归为马共正式档案。这些档案实际上都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马共及其成员在当时不同时期的决策、观点和立场。
三、各时期马共研究的主要成果
本节旨在扼要回顾早期至今有关马共研究的一些成果。在档案文件（或称“一手资料”）阙如，或资料准确性及其可靠性有待商权的条件下，要以马共为名目而设立的专案研究其实并不容易。虽然如此，在马共从成立至今已逾80年的时间里，各个时期都不时会有马共相关的著述或研究成果出版。下文以每10年为一个分期（年代），对各个时期的马共研究做一概述。
（一）1930、1940年代：
1930年代为马共于1930年4月30日正式成立后的首个年代。然而，也许因年代稍久或其时共产主义的敏感性，致使没有任何足以显示此时期的马共资料，也没有任何与马共相关的研究成果。
1940年代初期正值二次大战期间，而战后的马共出版品也多属于宣传读物类，例如《战略与策略》、《马共当前民主纲领浅释》等。即使是马共本身的“党史”——《马来亚共产党史略》，也待至二战后的1946年出版言论集《南岛之春》之时才收录在内。只有在1948年紧急状态颁布以后，为理解马共发展和分析马共军事之目的的马共研究才逐渐开展。
（二）1950年代：
此时期的马共研究范围较为广泛，主要专书有Gene Z. Hanrahan于1954年出版的《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Malaya》（马来亚共产主义的斗争 ）。Hanrahan的专书主要研究共产主义在马来亚的传播，以及马共的成立及发展历程。他分析马共叛乱（revolt）的游击策略，也尝试探讨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影响。（Hanrahan, 1954）无论如何，受限于事件和时代，Hanrahan的研究仅进行至1953年。同年出版的专书还有Victor Purcell（巴素）的《Malaya:
Communist or Free》（马来亚：共产还是自由？）。和Hanrahan不同，巴素虽然也是研究共产主义在马来亚发展，但他是从更广的角度：移民社会、政治意识、国家治理、教育危机、军事发展、民族主义、经济问题等等，探讨英国对马来亚的统治，包括了英国和马共的战争。（Purcell, 1954）和Hanrahan一样，巴素的研究也只能进行至1953年。1955年出版的Harry Miller 《The Communist Menace in Malaya》（共产主义在马来亚的威胁），描述了马共和殖民当局在紧急时期的对峙情况，以及揭露了马共及其外围组织的内部情形。（Miller, 1955）不过，也有研究者质疑其书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林慧婷2007：10）此外，1950年代其他研究马共的专家尚有J. H. Brimmell和Lucian W. Pye，他们于1956年分别出版了《A Short History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马来亚共产党简史）和《Guerrilla Communism in Malaya》(马来亚共产党 游击队）。他们主要研究马共的早期历史发展，包括当时还处于紧急状态时期的马共。（Brimmell，1956；Lucian，1956）中国方面，早在1950年就翻译出版了苏联研究者邦达列夫斯基著的《第二次大战后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一本论述英帝国主义如何剥削马来亚人民，以及自紧急状态颁布后初期马共解放斗争的过程和成果。（邦达列夫斯基，1950）及至1951年，陈炎的《战斗中的马来亚》也紧接出版。本书的出版适逢马来亚解放战争（即紧急时期）三周年，也是英国殖民当局实施驱逐华侨出境，遣返中国的政策不久。本书作者系统介绍了马来亚的历史和现况，并梳理了马共自1925年至1950年的历史和发展。（陈炎，1951）台湾方面也有对马共进行研究，这和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积极拓展反共宣传有关。台湾于1956年时出版了《马来亚共党研究》。（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1956）
（三）1960、1970年代：
这两个时期出版的相关研究中，英文专著比较集在探讨军事行动和剿共策略，此方面的主要著作有Edgar O’Ballance的《Malaya: The Communist Insurgent War, 1948-1960》（马来亚：共产党的叛乱战争）（O’Balance, 1966）、Richard Clutterbuck 的《The Long Long War : The Emergency in Malaya, 1948-1960》（漫长的战争：马来亚 的紧急时期，1948-1960 ）（Clutterbuck, 1966）和Anthony Short的《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共产党在马来亚的叛乱）。（Short, 1975）1970年代的英文专著还有Lee Ting Hui的《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Its Techniques on Manpower Mob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新加坡的共产 主义组织：其动员和管理技术）（Lee Ting Hui, 1976）以及Cheah Boon Kheng（谢文庆）的《The Masked Comrades: A Study of the Communist United Front in Malaya, 1945-1948》（戴面具的同志：马来亚共产主义统一战线研究）。Cheah Boon Kheng的书主要论述马共在紧急状态时期（1948年6月）的武装斗争历史，包括马共统一战线下的组织状况和其问题。（Cheah Boon Kheng, 1979）中文专著或论文方面，则有王锡圭的《马共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和李巧石的〈从马来西亚共产党文件看马共分裂局势〉。这两份研究成果皆探讨马共的内部矛盾及马共的对外国际关系。（王锡圭，1975；李巧石，1975）（四）1980、1990年代：1980年代末见证了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和解，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42年的武装斗争。这场和解获得媒体大肆追踪报道、人物访谈、实地考察等等，许多隐匿的人物和事件因而逐渐被曝光，或多或少也激发了研究者对马共之研究。无论如何，刚进入1980年代时，就有台湾学者张虎出版了《早期马共历史之分析研究》一书。该书对马共的早期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并尝试厘清马共的起源、马共—中共—印尼共之间的关系、马共的组织与路线，及至紧急状态时期的殖民当局的剿共计划对马共的影响，可说是当时较为完整的马共研究中文专书。（张虎，1980）此外，尚有其他来自台湾的相关研究成果如陈鸿瑜的〈马来西亚的剿共政策〉和林幼雀的《马来亚共产党对马来西亚的威胁》。（陈鸿瑜，1983；林幼雀，1984）这两个时期也恰好是自1948年紧急状态时期封存档案陆续解密的时期。故此，大量的官方解密档案使英文学界在马共研究上跨进一大步。谢文庆继1979年出版的《The Masked Comrades》后，于1983年出版《Red Star Over Malaya : Resistance & Social Conict During and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1-1946》（红星照耀马来 亚：二战时期及战后的抵抗和社会冲突，1941-1946 ）。《Red Star Over Malaya》以大量的官方档案分析论述马共领导抗日运动的历史。书中除了分析了二战时期马来亚社会和族群问题外，也分析了马共和马来社会、华人社会，乃至英国军政之间的冲突，指出日本的占领如何影响了战后马来亚的社会和政治面貌。（Cheah Boon Kheng, 2003 (1983）之后，Cheah Boon Kheng再出版了《From PKI to the Comintern, 1924-1941: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从印尼共到共产国 际 1924-1941：作为学徒的马来亚共产党）。本书是官方档案的史料汇集，指出在马共在早期的发展中所受到的印尼共产党、越共及中共的影响，或多或少左右了马共的活动方式、组织运作、政策路线等。（Cheah Boon Kheng, 1992）Lee Ting Hui继1976年讨论新加坡的共产组织的专著后，于1996年再出版了《The Open United Front: the Communist Struggle in Singapore, 1954-1966》（公开的统一 阵线：共产主义在新加坡的斗争），主要讨论马共外围组织在新加坡公开运作的模式和策略。（Lee Ting Hui, 1996）另外，还有两本由前政治部官员出版的专著——Aloysius Chin的《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the Inside Story》（马共秘闻）和Yuen Yuet Leng的《Operation Ginger 》（姜行动）。前书作者曾经长期在马泰边区进行特务活动，此书从共产主义在马来亚的起源，一直叙述至马共和两国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为止。其中也讨论马共的武装斗争、运作模式、党际关系、群众组织、内部矛盾等等。（Chin, 1995）后者则论述了马来亚政府的剿共策略，包括特别成立代号“姜行动”（1958年1月16日-1959年4月20日）——一个结合了特种部队、皇家警察和一些公务部门的剿共行动，主要的实行地点集中在霹雳州的中部地区，涵盖了和丰（Sungei Siput）和怡保这两座一直属于马共实力强大的城市。（Yuen Yuet Leng, 1998）C. F. Yong（杨进发）于1997年出版的研究成果——《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马来亚共产主义的起源 ）也是马共研究不可或缺的专著。该书论述了马来亚华人左翼运动从“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o-communism）到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以及二战前马共的发展和斗争路线。书中对马共的意识形态、组织架构做了许多分析。（Yong C. F., 1997）杨进发对于马共研究的部分论文，后来也被收编在于2007年出版的“南洋大学学术论丛”系列之中。（陈剑，2007）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研究特色是，以马来文书写的马共研究也逐渐成形。其中较为突出的应是由Khoo Kay Kim（邱家金）和Adnan Hj. Nawang合编的《Darurat, 1948-1960》（紧急状态 1948-1960 ）。本书共收录了10篇论文，分别讨论了：紧急时期的共产运动、马共武装斗争的起因与失败、武吉加逢（Bukit Kepong）事件、马共的活动对族群关系的影响、1955年华玲会谈等等。（Khoo Kay Kim & Adnan Hj. Nawang, 1984）其他的马来文论著则有Wan Hamzah Awang的《Detik Sejarah Rundingan Baling 》（华玲会谈的历史时刻）（Wan Hamzah Awang, 1985）以及Mohd. Reduan Haji Asli的《 Pemberontakan Bersenjata Komunis Di Malaysia》（共产党在马来西亚的武装斗争）。（Mohd. Reduan Haji Asli, 2008(1993)）
（五）2000年代（至2012年）：
近12年来的马共研究成果在数量和内容上，也较之前的成果更为丰富。这当然与和解后，许多一手资料相继公开有关（也包括档案馆陆续解密的文件）。关于一手资料，除馆藏保存的档案文件外，当前公开或出版的一手资料主要来自马共成员的一系列回忆录、口述、自传、资料等。当中最具份量的资料当属由马共总书记陈平口述，Ian Ward和 Norma Miraor 夫妇合著的《My Side of History》（我方的历史）。这本回忆录揭露了陈平的家庭背景和政治生涯，以及马共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正面回应了马来西亚主流历史中的谬误和不足之处。（Chin Peng, 2003；陈平，2004）无论如何，书中也有一些语焉不详之处。继陈平的回忆录出版后，C. C. Chin和Karl Hack 整理了1999年陈平与马共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前军事人员在澳洲国立大学举办的“与陈平对话”交流会的对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