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都拉西迪(马共中央主席)：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阿都拉西迪(马共中央主席)：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在1923年出生于霹雳河畔，取名仄达(Cik Dat)。我的祖父来自苏门答腊，名叫库陆阿里，任兰玻基里村村长。他育有数位儿女：女儿哈惹珐蒂玛，儿子安江阿都拉(我父亲)以及另外三个儿子。父亲与哈里玛结婚后，生下一男一女，即姐姐卡玛丽雅和我。 
日本统治时期，我姐姐参与抗日斗争，成为抗日积极分子。 
我的祖父喜欢阅读马来文艺作品。所读的马来传记他全都记得，并且喜欢加油添酱又加分析地读给我听。 
外祖父是兰玻区塞纳村的村长，当他病重时，我父亲便取代他而当上村长。 
1930年我就读兰玻基里马来小学，我的老师名叫卡立，是一位对学生很好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很高，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邀我晚上到他家里温习，他的家就在校园里，每天傍晚后我都去他家读书，他教导我各科功课以增加我的认识。 
小学毕业后我到打巴的英文学校念书。当时打巴助理县长阿都阿兹是我的表哥，我就和他同住。读了三年中学，我的表哥升职为县长并调动去彭亨的淡马鲁，因此我便转校到江沙的克里福特学院，是一所寄宿学校。在打巴读书时，一位名叫哈密汗的老师和我很要好。战后和平时期，他遇到我还称赞我参加抗日战争的精神，独立前他参加巫统活动，独立后曾当过部长。 
打巴英校还有一位锡克族老师，是争取印度独立斗争的斗士，他非常憎恨英国殖民主义者，日本统治时期他参加了印度国民军，和平后他参加了印度国大党。 
我在江沙克里福特学院寄宿，当时有一位英籍老师带领我们种植和学手工艺，他和学生的交往很密切。他喜欢借书给我看，其中也有马克思的著作。他强调马来学生学习母语和提高对伊斯兰教认识的重要性。 
在江沙读书时我已参与政治，成为马来青年联盟的同情者，爱国运动对我的影响日益深刻，我阅读了许多印尼斗争的书籍和陈马六甲的文章。这些秘密运动，激起了人民憎恨英国殖民主义者及争取独立的精神。有时我也到怡保会见布斯达曼和苏莱曼布仑。 
1939年，我参加了马来青年联盟，在进行青年团体的活动中，我和贫苦农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我和他们进行了许多讨论，有时则和他们讨论陈马六甲及印尼斗争的文章，激发他们憎恨英殖民主义和争取独立的精神。日本人侵占我国不是很久，但所引起的变化却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打败了英军，英国人不到三个月便屈膝投降，大英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消失殆尽。日本法西斯的统治激发了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精神。全国人民不分民族主义者、宗教界人士及共产党人结成了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阵线进行了各种合法的及非法的斗争，包括武装的抗日斗争，这些斗争以后延伸到抗英武装斗争。 
1941年日本侵马时，我正在念英文7号位，学校关闭后我回到兰玻的家，并立即积极投入青年联盟的工作，各地的青年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兰玻村的青年联盟后采选我为秘书，我建议要同所有抗日的人合作，另一方面又虚假地与日本官员友好，青年联盟领导发下指示要我们建立经济机构，我们设立了阿素汗有限公司。但是先前的秘书及副秘书害怕日本人，不敢做事，我自己又另开一间小店。 
时局急剧发展，青年联盟组织开始向日本要求独立，兰玻的青年联盟甚至建议举行独立谈判。日本统治集团感到非常害怕，因此决定取缔青年联盟。这样，青年联盟的领导人纷纷隐藏起来以免被捕。兰玻村青盟干部只有我一个人留下，由于面对各种困难，我只得把阿素汗关闭。 
那时，青年联盟在霹雳州有两个盟部，我与两个盟部都有联系。其中一个盟部设在怡保，阿末布斯达曼驻在那里；另一个设在太平，布哈努丁医生等多数青盟领导人驻在太平。1945年，依布拉欣耶谷、布哈努丁医生及穆斯达发胡申便是在太平与印尼的苏卡诺及哈达会见。 
起初(青盟)与日本合作的目的是要达到马来亚的独立。其实这只是白日做梦。但是，我们并不悲观，我们争取独立的斗志仍然昂扬。 
怎么办?我们研究了达到马来亚独立、抗日斗争、祖国抗日反法西斯阵线及基本革命力量等问题。决定支持中、苏、美、英、法的反法西斯统一阵线。而在马来亚，青盟必须同时为独立而反英。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各民族人民团结在一个反法西斯统一阵线之后，才能战胜日本法西斯。因此，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必须全力支持马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 
最后，我们研究了同抗日军联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易解决，因为，当时有各种抗日军，大多数是马共领导的，另外还有英国人为维护殖民主义统治而成立的，以及自称为国民党抗日部队的强盗集团。 
日本侵马，英殖民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最后向日本投降。在这种情况下，马共在全马发动人民拿起武器抗日，相继建立起各支人民抗日军独立队。对日本的入侵，马共采取与英国合作抗日的政策，英国人便为马共培养武器的基本军事训练及提供一些武器支援。 
在霹雳州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有一支部队活动在兰玻一带，我参加了当地的抗日同盟会，也加入了抗日后备队。 
那时，也有一股自称是“国民党第四部队”的强盗集团在当地活动，他们疯狂地干下抢劫和强奸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也假装抗日。由于他们知道我是青盟盟员，想要利用我，就常常来和我商谈问题，我趁机向他们提出必须真正抗日，不能对人民施加暴行，他们只是表面应付而已。 
由于强盗部队的上述暴行严重危害人民，因此第五独立队驻在兰玻的部队便找强盗部队谈判，结果达成协议，其中一条是他们的部队不能进村，并停止一切危害人民的活动；而人民抗日军方面则为他们提供粮食及物质支援。 
但是，他们不断违反协议，于是五独负责人便派了一个华族干部和我一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找他们谈判，严正指出他们违反了协议，气氛异常紧张，双方都拔出了手枪，但最后他们终于重新同意遵守协议，这样我们就为当地人民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面对的其他问题是，一方面要大力发动群众，尤其是马来群众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为人民解决耕种的土地问题，以及提高他们的团结精神。当时人民缺衣缺食，没有工作，当我们领导他们获得土地开芭种植时，大家都精神振奋，做了这些工作，我们便在马来群众中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了抗日军后备队。 
当时我负责教导和训练一个100多人的后备队，并领导当地的一个宣传队。后备队负责维护乡村的安宁。在宗教方面，我们维修好清真寺以方便群众祈祷。清真寺布道的内容是宣传民族团结、抗日及争取独立的精神。在群众散去之前，党的代表发表演讲，并为群众解决问题。 
因为有许多问题必须解决，我们成立了“人民法庭”，我是“人民法庭’’的法官之一，参与法庭的事务。许多村长也受我们的影响，参加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他们有领薪水，但乡村的治安则由人民抗日军负责。 
有一天，村里一只黄牛失窃，小偷被抓到并交给人民法庭审讯。那小偷在被关押等待判决期间逃脱，并跑到市镇去。这个事件发生后，我再不能像过去一样经常化装到市镇去联系群众了。 
人民抗日军后备队有广阔的活动天地，主要任务是抗日。在乡村，后备队是抗日军的耳目，他们逮捕叛徒、日本的爪牙、走狗和奸细。有一天，一个日本奸细从巴力镇来到一间咖啡店里，边喝咖啡边打探情报；后备队员对他起了疑心就跟踪他，一到兰玻村就把他抓起来。经调查证实他确实是日本的一个走卒。 
后来，日本人又派了几个女奸细到各村去做工，为了能在村里落脚，她们甚至愿意嫁给村里的老人。但是，后备队员识穿了她们的诡计，立即采取行动对付那些女奸细。 
阿都拉西迪简历
阿都拉西迪于1923年10月2日诞生在霹雳州的兰玻基里（Lanbor Kiri)，原名仄达，在当选为雪兰莪马来职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时，才以阿都拉西迪为名。 
他出身于中农家庭，父亲名叫安章阿都拉，是一位村长。母亲名叫哈里玛，是家庭主妇，他上有一个姐姐，名叫卡马里雅。他与苏丽雅妮结婚，生下一位女儿，名叫卡丽玛斯。 
阿都拉西迪的父亲是马来青年联盟的盟员，他常常从父亲那里得到政治教育，把这些教育铭记在心。读书时，学校老师也常借些政治书刊给他阅读。 
在克里福特中学念书时，他即参与青年联盟的活动，阅读青年联盟的文件，也阅读很多祖国历史书籍，读很多来自印尼的书及陈马六甲的著作，他在日本侵马时辍学。 
日本法西斯侵占马来亚时，他参加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领导抗日同盟，组织和训练后备队，发动群众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并领导马来部门的宣传队。同时他也积极领导人民开芭种植。当华巫纠纷爆发时，他积极参与调解活动。 
他是马来民族党的创始人之一，任马来亚共产党马来工作部书记；马来亚马来民族党委任他为马来职工部部长；1946年他当选为雪兰莪马来职工联合会主席。在泛马职工总会他当选为副主席，并于1947年代表泛马职总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泛亚会议。和他有密切组织工作关系的苏丹耶乃音认他为 义子。当印尼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阿里明从莫斯科回返印尼，途经马来亚停留期间，他一直陪伴在侧。 
他于1945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55年任马共中央委员，1957年任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当选马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紧急状态初期，他在彭亨被捕，但终于逃脱。随后于1949年5月21日建立第十支队，以彭亨淡马鲁为基地，随后又建立马泰边境东部的根据地。他一直领导第十支队到1989年12月2日签订和平协议。 
——阿都拉苏丁写 取材自阿都拉西迪著《抗英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