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李光耀

李光耀是個野心極大的政治人物，新加坡不過是他失策，無奈之下最終展示政治魅力的一個小小舞台，人民也都只是他發揮舞台影響力的政治棋子。我想，他一生的遺憾，就是無法如願，以整個馬來西亞做爲他在國際上的政治舞台。

記憶中的李光耀 – （之一）
作者：李寧國
2015 03 29 1500 Hrs

一周的洗腦造神活動，終於在滂沱大雨中，圓滿的落下帷幕。這是新加坡獨立近50年來，所締造的一項輝煌記錄；官方也對人民的反應 “始料不及”。鋪天蓋地之勢的宣傳，一周中斷所有電視和電台的娛樂節目，播放哀樂和動容的記錄片，凝造悲情，讓整個新加坡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中，滿滿的占據了呼吸空間。最後在大雨中，以最高規格、莊嚴的儀式，送走了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

舉殯前，有網民呼籲大家，身穿白衣或者黑衣揮動小國旗，列隊送別李光耀。可惜事與願違，當天的一場滂沱大雨，讓號召者無法如願，取而代之的是五顔六色的雨傘，人算不如天算。或許沒有高人指點，事前認爲一定是陽光普照，結果下了大雨。各大媒體也不再提黑白衣了，轉而解讀成 “老天也流淚”。幸好當天沒有閃電打雷，否則，不知道誰又會說老天 “也要閃電”…

李光耀走了，可是，遺留下尚未解決的的歷史問題。對政治受害者而言，譚炳鑫教授從英國檔案局所取得的鐵證，希望大家能以此作爲依據，公正、客觀的論述這段歷史。至於李光耀的豐功偉績，已無須贅述，錦上添花。新加坡目前所擁有的一切，真如主流媒體每天轟炸式報道的那樣，都是李光耀個人領導的功勞？沒有他這個人就沒有今天的新加坡？如果換一個角度來思考，結果會是如何的？

李光耀雖然與世長辭，可是還是有相當多對他不滿的情緒。主要是關於他過去使用強硬專制手段鏟除異己、（前部長王邦文在告別儀式上也坦承了這點）關閉南洋大學、消滅華校，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那些基於自身文化被毀，感到無奈卻又助者，這些年來也只能對李光耀口誅筆伐，發出一點聲音，希望喚起人們的良知，他們始終認爲，李光耀功不抵過。

說良心話，沒有人能夠抹殺李光耀對新加坡的貢獻，尤其在建國初期。不滿他的人，是不恥他利用林清祥取得當年華社的支持，利用工人罷工，利用學生罷課對抗林有福政權；在得到權利之後，卻把這些曾經是戰友，以及協助過他的同僚，聯合英殖民地政府陷害诬蔑，以內部安全法令不经审讯，逮捕以及長時間拘留這些後來因爲政見跟他不同的戰友。

1971年李光耀向報業展開了 “黑色行動”（Black Operation），逮捕了《南洋商報》總經理李茂成、總編輯同道章、主筆李星可、公共關系部經理郭隆生。導火線是當年由李星可的一篇社論，嚴厲抨擊李光耀政府以華人居多的社會，竟然只用英語作爲主要官方語言，指責政府是 “二毛子”。

當時的李光耀政府也譴責《南洋商報》立場親共，報道中國共産黨的消息時，往往報喜不報憂，損害新加坡利益。《南洋商報》近年來的報道立場也日漸傾向中國共産黨。國際事物方面也是反美、日兩方。同時對內所采取的 “華文沙文主義” 危害國家安全。

爲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政權，1983年李光耀把当时的兩家華文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合並為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再过了一段時間後，把報頭上的 “南洋*星洲”字體縮到最小，從此簡稱 “聯合早報”。成立了“新加坡報業控股”，把所有語文的報章，安頓在同一個屋簷下，以方便管理。統一了報章媒體之後，李光耀就安插卸任部長管理整個報業集團，記得出任報業控股最高領導者有林金山、陳慶炎、目前是李文獻。

同樣的手法也貫徹在電視台和電台，能拍板定案的管理高層都是PAP黨員，或者是李光耀的前政治秘書。自此之後，新聞內容就采取自審方式審核。有自己信任的人掌控媒體，李光耀就不再擔心有任何對他不利的消息從主流媒體傳開。

他以媒體須要為政府發布正確的訊息，來解釋他控制媒體的原因。自此之後，任何對他有利的消息，主流媒體都是铺天盖地的报道，最终把功勞都歸他；和他的政府；對他不利的消息，主流媒体就選擇性的過濾、刪減。“造神行動” 其實就是李光耀控制媒體後的必然結果。

新加坡各大主流媒體被李光耀統一控制之後，人民從報章，電台所看到，聽到的，都是官方想貫徹的訊息和思想。報章偶有 “騷不到癢” 批評政策的評論，但隨後一定會有反駁之作，以 “彰顯” 報章言論自由。要是針對李光耀個人的政策失誤，可絕對找不到相關的報道或者評論。

李光耀在蘇州工業園栽了个根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中國改革開放後，新加坡政府也想搭上这部經濟列車，还妄想能夠到蘇州以老大的身份 “教導和领导”苏州官員。李光耀自以爲会聽和讲一點簡單的華語，就是懂得、了解中國的文化。在這個合作項目中，新加坡原本在工業園是大股東，有絕對的說話和決定權。

怎麽知道，工業園所有的規劃建設，竟然讓蘇州官員暗中 “依葫蘆畫瓢”，在工業園旁邊複制了同樣的一個園區，但卻以低價招商入夥，以至影響了新、中原本合作的項目。當李光耀接獲消息後暴跳如雷，親自到蘇州拍桌子抗議不果後，到了中央向更高級別的領導投訴。結果是，蘇州方面撤換了新官員，可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這起偌大的風波，最後是新加坡願意退居小股東，失去主導權，才解決了所有的 “問題”。李光耀被蘇州官員擺了這一道，顔面無存，這是他心裏永遠的痛，也是他了解 “中國文化” 一個慘烈的代價。當然，投資是有風險的，輸贏都是納稅人的錢，可是往往媒體都只是報喜不報憂，因爲這事情若是公開，李光耀英明神武的形象，就會徹底的被摧毀。

新加坡是法制國家，所以，我們每四、五年投票一次，選出議員。當選政黨就推舉他們的代表出任總理。面對國際社會，李光耀都是以民主自居，所以，他必須在每屆的大選，要求人民賦於他權利，繼續領導新加坡。土生土長看著李光耀政府壯大的國人就清楚，無論在哪個年代，每逢大選，李光耀都采取一些威迫利誘的手段，威脅人民就範，以繼續鞏固自己的政權。

當詹時中在1984年首次贏得波東巴西戰役之後，李光耀就開始懲罰那區的居民。那一帶的職總超市突然停止營業了，原本繞進組屋區的巴士路線取消了，就連植樹日，詹時中在自己的選區所種下的樹，也 “因爲沒有凖證” 而被環境部連根拔起。政府後來推行的公共設施翻新計劃，波東巴西得輪到最後一區才能得到翻新。媒體還曾以“貧民窟” 來揶揄這個新加坡第一個在野黨所管轄的選區，制造假象，“暗示”不支持李光耀政府的選區，下場就會如此。

1989年開始，李光耀政府就積極利用組屋、電梯翻新、增加有蓋走道等公共建設，在大選的時候威迫利誘選民。當年还派了吳作棟亲临後港選區，以政府撥出一億元給後港作爲翻新鄰里的經費，來誘使選民重回他們的懷抱。可惜这个在野党的铁票仓不买帐，最終是無功而返。對李光耀政府利用提升公共設施为由，公器私用作爲自家政党的政治籌碼，讓更多人開始感到厭惡。

當詹時中對著李光耀的遺體靜靜的默哀的那一刻，是否讓他回憶起當年李光耀對他的政治刁難，而覺得應該 “感恩”？認爲他強硬的壓迫手段，是爲了“維護國家穩定”和“國泰民安”？而國會有了他這個在野黨，社會就會動亂，經濟就會停滯不前？事實如何，我們這些經過那個年代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自然明白，也永遠都會記得。

李光耀在80年代（可能是1984年大選的時候吧，不太記得確實年份）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讓我畢生難忘。他說：“新加坡的國會只要出現一個反對黨，外資就會沒有信心，政治不穩定而選擇撤走，我們的經濟就會下滑，國家就會有問題。”

可是，自從詹時中成功當選，在國會擁有一席之地，接着于1988年再度蟬聯，兩次把對手馬寶山給打得落花流水，再加上另外幾個民主黨的議員在1988年也成功進入國會，新加坡的經濟不止絲毫不受影響，也沒有外資因此撤走，反而當時的經濟蓬勃發展，這讓我對李光耀的話開始感到困惑。

過去每逢大選，李光耀都是卯足全力在“爭取” 人民的委托，要繼續爲民服務。全天下沒有一個政黨會告訴你，出來競選，或者尋求連任，純粹只是爲了他們各人的政治權利，掌握、控制一個國家人民的經濟和命運。雖然還有其他政黨有同樣的熱血之心，可是，在李光耀的強勢政治打壓下，任何人雖然都可以輕易的組成政黨，但在1988年的大選之後，要向他的政權挑戰的話，門檻就高出很多。

1988年李光耀在國會提出 “集選區” 制度，美其名是爲了維護少數民族進入國會的權益，實際上大家都清楚，這是提高反對黨參選的門檻。盡管這個動議在國會受到詹時中和後座議員陳清木的反對，最終還是在同年6月1日通過，在1988年9月3日的大選付诸施行。

李光耀就曾經說過，新加坡是他親手打造的，誰要是想敢挑戰，要想從他手中奪過政權，他就會在政治上毀了他們。早年工人黨惹耶勒南，民主黨徐順全，後來1997年靜山大選，半途被李光耀控告誹謗的鄧亮洪，都因爲公然對抗這個大家稱之為 “家長式” 管理的李光耀體制，最終落得妻離子散、破産、甚至得逃離新加坡的下場。

當然，已經政權在握超過了五十年，如今由李光耀一手策劃引進大量的外國新移民，以及政商合作得利的基層領袖，都是當權體制的受益者，加上黨員和公務員，都自然得盡量配合主流，歌功頌德，以確保自己的地位穩固，事業能一帆風順。

我各人對李光耀的看法是，時勢造英雄。他確實是一個時代少有的人物，做事有魄力，有沖勁，有想法，更善於吸收別人的知識和智慧，但固執己見，絕不輕易相信別人。我想，或許是他曾經出賣過自己身邊最親密的戰友林清祥，出賣過曾經在最難時刻，一直在身邊輔佐過的同僚，因此心裏總會有一個陰影，深怕別人也以同樣的手段對付他。所以得到政權後，他不得不以強悍的作風，鞏固自己的權利，步步爲營，以各種手段來摧毀想跟他角力的強大對手。

回顧歷史就清楚知道，李光耀是個野心極大的政治人物，新加坡不過是他失策，無奈之下最終展示政治魅力的一個小小舞台，人民也都只是他發揮舞台影響力的政治棋子。我想，他一生的遺憾，就是無法如願，以整個馬來西亞做爲他在國際上的政治舞台。

李光耀已經離開了，“家長式” 的管理也就此結束。在新加坡即將歡慶獨立50周年之際，當權者接下來要如何繼續以正確的方向治國，我想他們心理有數。然而，針對過去政治受害者 “懸而未決” 的歷史冤案，我想，除了留給歷史審判外，作爲執政黨的領袖，是否也可以積極反省、正視這些歷史問題。要如何公正、平等的面對處理這些問題，這就有待考驗領導人和智囊團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