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人，一場沒有成功的革命——寫在陳平逝世週年

潘婉明／一个好人，一場沒有成功的革命——寫在陳平逝世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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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以成敗論對錯，也不是只有確立了貢獻才有意義。馬共鬥爭史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跨度都很大，領袖之言絕不足以概括這一路行來數以千萬計的無名戰士、地下成員、民運乃至於民眾的付出和犧牲。陳平或許真的是「一個好人」，但他不是偉人也非哲人。馬共歷史不能定位為「一個好人領導的革命」。這段歷史值得更公允的評價，但我們也必需更坦誠面對歷史的多元性及其陰暗面，更開誠地譜寫那一場沒有成功的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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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婉明】

2013年9月16日馬共總書記陳平病逝泰國，他的遺體停柩在曼谷的佛寺期間，我正巧在新山遇見兩名親戚，其中一人極其誇張地說：「你的偶像死了！」另一人呼應：「陳平是我們的英雄，沒有他，我們就不能獨立了。」聞言我沒有搭腔，因為我很難跟他們解釋，陳平既非我的「偶像」，作為歷史學者，我也不以任何需面向歷史公論的人物為「英雄」。

陳平逝世的新聞，國內各源流媒體都有報導，華文報更以極大篇幅連日追蹤，除側重陳平的生平事蹟外，也循例搬出檔案新聞，再三回顧馬共的歷史和鬥爭。由於陳平多年來申請返馬定居不果，民間遂呼籲讓他身後以另一種形式返鄉，促政府允其遺體或骨灰運回國安葬／放，因此媒體也重點報導了各界看法。不過官方和民間論述素無共識，各表立場各持己見，在一片撻伐與寬宥的聲浪中，演為「罪人」與「英雄」之爭。

政府方面直指陳平是「恐怖分子首領」，而馬共的「暴行」對殉職軍警及無辜平民的家屬而言，是世世代代不可原諒也不能遺忘的「世仇」。全國總警長甚至指陳平「不是大馬公民」，因此無論是他的遺體或骨灰都不得運送回國。納吉政府態度堅決，倒是真正跟馬共有過交手的官員表達了人道立場。前政治部副總監袁悅凌呼籲政府展現「寬容」，他稱陳平為「意識型態的敵人」，今逝者已矣，他賦詩悼念故人，願「朋友」安息；曾代表政府進行談判的前總警長拉欣諾也表示，「遵照協議政府沒有理由阻止陳平的骨灰回國」，而公正黨實權領袖安華則含蓄指出馬共的鬥爭是過去式，「過去就讓它過去」。

華社普遍肯定馬共抗日、反殖及爭取國家獨立的貢獻，主張陳平應歸葬祖國，長眠故鄉。陳凱希指政府的禁令不近人情，持續標籤陳平為「恐怖份子」有違協議精神；文史前輩陳劍虹則表示陳平是我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完成逝者的遺願也是承認馬共歷史的體現。

輿論兩極，官方民間不同調，不過在政府強硬的姿態下，陳平生前死後都沒能回返故土。他的遺願終成遺憾。

陳平身後留下以〈我的遺願〉為題的公開信。〈我的遺願〉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或具體的願望，也沒有提及身後的處置，只表示「該是時候將我的軀體歸還給我的家人」，因此更確切說，這封短信毋寧是一紙遺書／言。信中他對「家事」著墨至多，首先表達對子女的虧欠，也對自己至死未能給父母上墳感到失落，不過這是為了信仰和理念付出的代價，他只能默默承受一切後果。作為窮其一生追求理想、創造更美好社會的人，他概括一生：「歸根結底，我只希望後人記得我是一個好人。」

〈我的遺願〉文字真摰可親，但終歸只是「一個好人」的遺筆。和平解除武裝已屆四分之一個世紀，而馬共歷史尚未有很好的總結，陳平作為其總書記，領導數千上萬戰士先後與兩個政權對抗的革命領袖，他卻在人生的最後僅僅以「一個好人」自我定性，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馬共歷史以及這場鬥爭作出最後的否定。陳平沒有留下偉大而空洞的言詞，這是他平實之處，可是遺書交待的事項瑣細，語氣輕淡擲地不響沒有份量，這固然展現他真實的自我，但也揭示他欠缺格局。事實上陳平在爭取「回國」的訴訟中一直都只是要求「回鄉」，甚至僅僅是祭拜父母歸葬故土的願望。陳平的晚年一直以家人為中心，他對自己上未盡孝道下有失父職感到愧疚。老兵思鄉本是人之常情，但是作為一個革命者乃至於總書記，他毫不掩飾流露出典型的傳統華人思維，這就顯得格局太低。不過正是出於這種心意，他對子女的虧欠也擴大到對其他追隨他參加這場革命的烈士和戰友的家屬身上。這是他一貫的態度，也是他讓人感到溫暖的地方。他對同志的親切和關懷令許多部屬感念至今。

陳平也是自我意識很強的人。〈遺願〉中「究竟成功或失敗，並沒有關係，至少我做了努力」適切地道破這一點。細讀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他的自我及他維護自我的理性，說來並不陌生。

《我方的歷史》既是「最高領導」的現身說法，即被各界視為可以檢驗馬共歷史的權威代言。陳平似乎也有意扮演這種角色，因為他要說的是「我方」的歷史而非「我的」。然而，當陳平試圖用全視的角度敘述他未參與的情節，「我方」和「我」之間就很（不）自覺地出現了角力和推卸。陳平回憶錄的敘事比例不均，他用五分之三強的篇幅敘述21年的經歷，卻以不足五分之一的篇幅交待另外27年的歷史。陳平做這樣的分配並不意外，他自1960年代起就長駐中國，既未掌控部隊也未大權在握，而馬共的鬥爭也無重大突破。然細讀文本，不難發現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陳平的敘事都不斷地在「我方」與「我」之間的發生角色跳躍。

在前面大半部，陳平習慣用「我的」來說明他的地位及展現他的信心，如我的軍隊（my army）、我的人（my man）、我的司令員（my military commander）、我的政治事務官（my political affairs officer）、我的副手（my deputy）甚至是我的游擊隊（my guerrillas）。可是越到後面，特別是在華期間，他越多使用「我們」，越發加深他代表「我方」發言的意味，然而語氣上卻顯得氣弱。每當檢討過去馬共鬥爭所犯下的各種錯誤時，他就開始切割「我」和其他「大多數意見」（majority opinion），稱異於「我」的其他人為「他們」。在黨的重大決策上，陳平甚至多次表示「我只好少數服從多數」（I fell in line）、「我保持中立」（I took a neutral stand/ I remained neutral）或「我無能為力」（nothing I could do）。

縱觀《我方的歷史》全文，陳平的敘事中有一貫的「我」，卻沒有一致的「我方」。「我」在他知情的範圍內總是洋溢著熱情與自信、年輕而堅定、在摸索中行動、敢於提出批判，有適時承擔責任也承認失誤的一面。然「我方」卻不是一個集體，而是視戰略的對錯、決策的成敗、責任或責難的輕重等後見之明，由「我」、「我們」或「他們」自由重組。「我」與「我方」的交錯與跳躍，固然出於陳平對個人隱私和馬共歷史所做的掩飾，但究其原因，乃因為總書記不在場之故。換句話說，這是讓缺席者來填寫歷史現場。

這幾年，跟陳平同一輩的馬共領導先後凋零。有人說，陳平病逝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但我認為不是的。歷史的意義不僅限於帝王將相家譜，因此馬共的鬥爭及其時代的意義不會因總書記一人生命的殞落告終。陳平逝世已屆滿一年，馬共方面也積極整理和出版文獻，但外界對馬共歷史還囿限在功過之間爭執不休。然而對我來說，歷史不以成敗論對錯，也不是只有確立了貢獻才有意義。馬共鬥爭史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跨度都很大，領袖之言絕不足以概括這一路行來數以千萬計的無名戰士、地下成員、民運乃至於民眾的付出和犧牲。陳平或許真的是「一個好人」，但他不是偉人也非哲人。馬共歷史不能定位為「一個好人領導的革命」。這段歷史值得更公允的評價，但我們也必需更坦誠面對歷史的多元性及其陰暗面，更開誠地譜寫那一場沒有成功的革命史。

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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