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关新加坡历史一篇文章的澄清

对有关新加坡历史一篇文章的澄清:(新加坡文献馆文章:

余柱业与方壮壁各说各话)。

行动党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是1954年，当年它派出四个人：李光耀，林清祥，王秋泉，蒂凡那。只有蒂凡那落选。李光耀1954年第一次参加丹绒百葛选举，已经得到马共党员，海港工友联合会祕书长卓可党的協助，那时我替他们传信也是在1955年开始！知知拉惹，陈贡元，吳文斗推翻李光耀行动党祕书长时，李光耀写信给马共(方壮壁)要求澄清合作关系(见邱万达与方壮壁的对话记录)，那时是1957年！陈贡元他们当选是1957年。18天后就被捕，1958年9月被驱逐出境。可见马共两个高级领导余柱业与方壮壁，为了他们个自的利益，都没说实话。
邱万达
19/03/2016

下面转载新加坡文献馆的有关文章。

余柱业与方壮璧的各说各话
19/03/16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与《方壮璧回忆录》对新加坡马共历程中的一些重要细节，在记述上各有不同说法。这一个现象之所以然是有其一定的背景。
余柱业于1953年逃亡印尼，之后辗转到了中国居住多年。1991年1月在吴庆瑞的帮助下，取得李光耀的特赦，得以回返新加坡定居。为此，余柱业是在顾及维持个人尊严，不出卖马共，不反驳李光耀的3个约束下讲话。另一方面，方壮璧却是在维持个人尊严，不出卖马共的大前提下，极力的批评与驳斥，被李光耀严重歪曲的新加坡历史。
这一种不同的立论角度，解释了余柱业何以在历史关键之处，是以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带过，甚至于，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来完成必要的对李光耀做出历史交代。
余柱业与方壮璧的这两本著述都是在2006年出版，但是，在此之前，余柱业口述历史，已经有3个不同版本在坊间传阅。由此来看，方壮璧之所以很针对性的对一些事迹，不断重复，一再澄清，想必就是在回应余柱业提出的观点与言论。
张泰永《地下航线解密》指出一些余柱业口述历史的错误：毕竟离他口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加上他已到了迟暮之年，有些事回忆起来难免会有所遗忘；余的口述历史档案的主编陈剑在该书作的序和附录中提到，余和我是《觉醒周刊》的创办人，这与事实不符。坊间认为档案之可信程度，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诚然，迟暮之年的余柱业，加上难言之隐的困惑，难免会令人质疑其讲话的可靠性。虽然如此，余柱业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去芜存菁，依然还是有其参考价值，问题是，要如何适当的在余柱业之虚实交织的言辞当中，解读出所要传达的真正信息。相信一个难得糊涂的余柱业应该不会作践自己的人格，与李光耀一道的同流合污。
梳理了这一个背景，应该就可以从两人对同一事件的各自相异记述中，去尝试了解，历史现场中的可能情景，从而明白历史真相。这其中，余柱业之监禁时刻与方壮璧独立斗争一卷，就两个重要事件提供了一些足以改写传统历史观的不凡信息。
1、余柱业对马共和李光耀合作成立人民行动党一事，做如是回应：
问：当行动党‘54年成立的时候，双方面的合作，当时的决定是由中央的决定？
答：这个主动权来自方壮璧。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印尼也不知道。他在当地主持一切，他派人去参加。… 他在党内的地位不高，历史不长，但是他在那个现场，当机立断，决定要去跟他（李光耀）合作，进行这些活动，他做的事情都得到中央的同意。… 好大的部分主动权是来自他（方壮璧）。
从史实来看，李光耀于1961年的电台广播指出，他和马共代表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958年3月。这说明了在此时间点之前，李光耀不曾与马共有过直接接触。既然如此，马共是不可能在1954年与李光耀合作成立人民行动党。以此类推，参与人民行动党成立的职工会，在组织上，就应该是一个独立于马共的左翼政治团体。
方壮璧印证了这一个解读。回忆录一再指出，直到1957年被委任为马共代表之前，不曾参与组织之外的任何现场斗争。也不断重复，自己是组织里的唯一一人；所以方壮璧派人去参与人民行动党的成立之说，有违情理。历史上，方壮璧是在1958年后，才在与李光耀合作之反殖统一阵线的旗帜下，指挥马共在新加坡的活动。
从余柱业的讲话来看，他是使用了1958年之反殖统一阵线的历史事迹，来回答有关1954年成立行动党的历史提问。这一个张冠李戴，在实质上，让余柱业否定了马共参与人民行动党的成立。此外，从常理来看，一个在党内，地位不高，历史不长的方壮璧，岂能会一夕间成为领导，独立一人去进行与李光耀合作组织新政党？成立新政党的如此重大事件，岂能会有：我们（指马共中央）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印尼也不知道的可能？
实际上，从李光耀和方壮璧的讲话来判断，两人都不约而同的，否定了马共参与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工作。
事实如此，那么，明知故问一个已知的历史事件，所为何事？看来，提问的目的应该是要，让余柱业承认马共参与了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如此一来，官方就可以偷换概念，让职工会戴上共产党大帽子。这是偷龙转凤，织造瓜李之嫌的嫁祸于人。
2、余柱业对人民行动党分裂一事，就方壮璧和和林清祥等左翼人士人有何种关系一事，做如是回应。
问：方壮璧这一些都在地下指挥，那么在公开的front leader（公开领袖），一般上多认为清祥 … 跟Woodhull ….
答：是，他只给一般的意见，实际上具体的运行，具体的操作都是由林清祥 … 这些人去处理。所以局势的发展不完全是由方壮璧决定的，很大的部分也是受到公开活动的那些人，他们主动行动的影响。因为他在地下，他们公开 … 他们要随即应变，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来不及商量，随时就做出来，做出来的后果要承担。
问：当时这个决策大概是中央决定啦！
答：也没有很明显的从上面直接讲下来，都是由当地的方壮璧他们所做决定的，因为交通很不方便，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讲通这个关系。我们的交通关系过去是很复杂的。… 都是通信，… 我写一封信交给印尼共 … 他交给中共 … 中共才交给马共，是非常间接的 … 信里边又不方便讲的很详细。所以只能等到我们有人去，才详细的谈一谈，谈完了就给几条原则你去当地自己执行，只能够这样。…
问：社阵的成立呢？主动权是谁？
答：也是方壮璧，甚至我们当初认为 … 是，是，他在现场决定的。
官方的引导式提问隐藏多层特定历史假设：人民行动党的分裂是方壮璧指挥林清祥的结果；林清祥另起炉灶成立社阵也是地下指挥的意见；这些都是马共中央的决定。
从史料可以清楚知道，人民行动党的分裂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事实上，先排挤后消灭左翼政治是一个英国人的既定策略，而替英国人当差的李光耀则是此政策的执行者。违背了这一个政治现实的提问，除了模糊事件的焦点，更是要把一切的历史责任，从肇事者转嫁到受害者；一个典型的贼喊捉贼。
余柱业的说法是：由于公开活动没有事先和方壮璧商量，所以林清祥对做出来的后果要承担。从常识来看，承担责任者必然是组织最高领导者，所以余柱业的意思是：人民行动党的分裂是公开组织的操作，此一决定与方壮璧无关，充其量，他只是给予一般的意见。
余柱业提及的通讯困难是指1955年前后时段的史实，1957年余柱业在北京确定了与马共中央的联系。1961年在双方没有通信困难的情况下，余柱业给予的回答是：上面没有直接讲下来的意思；这是说，马共中央没有涉及到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事宜。
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与社阵的成立是一个连续的政治过程。余柱业既然否认了方壮璧参与到分裂一事上，那也就同时否定了成立社阵，是方壮璧采取主动的政治结果。
方壮璧回忆录没有提及和林清祥与社阵的任何互动细节。这一个历史空白，可以看成是在表白自己因为没有参与到这些事件的实际历程，所以对不掌握，不知道其政治过程的事件，无可奉告。
由此来看，余柱业与方壮璧是以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否认了马共参与行动党分裂，与成立社阵。诚然，两人对自己不参与之一无所知的政治过程，要如何的细说从头？
从史实来看，人民行动党的分裂是李光耀开除13名国会议员的必然结果。官方要把马共中央与方壮璧拉扯到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一事，是别有用心。现实是，李光耀不开除林清祥等一干人的党籍，也就不会有成立社阵之后续的历史发展。无可争辩的现实是：李光耀是人民行动党分裂的肇事者，也同时是社阵成立的催生者。
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欲盖弥彰，反而让余柱业的三言两语，揭发了另一个新的历史画面：马共既没有在1954年参与人民行动党的成立，也和1961年的党分裂，以及，随后之社阵的成立，毫无关系。历史果真如此？传统历史观对此又有何种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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