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支一江造反
八支一江造反
1970年开头，马共边区根据地爆发了令人震惊的不幸事件 － － 党军分裂！首先是一江拉了驻守边区西段的第八支队造反分裂出去；稍后有阿凌阴谋诱骗边区中段其中的二区队伍叛离马共。
中央北马局为了整顿队伍，进行“肃反”
说到驻守边区根据地西段地盘的八支，全称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八支队”，是个独立的大单位，马来亚共产党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系统均由马共中央北马局直属领导。1960年代末，中央北马局为了整顿党军队伍、准备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进行了一项“肃反”，目的在于肃清敌奸、敌特、内奸、叛徒等反革命分子的渗透和破坏。这项肃反工作首先在中央机关和它所在的第十二支队内部展开，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在肃反过程中有一个时期产生了严重扩大化 。由于肃反是带有全局性的工作任务，是巩固党军内部，以及对敌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央北 * 项目表(符号) 马局也就把进行“肃反”的指示，先后传达到属下边区各个大单位，八支也在其中。
据悉，1968年底阿焰 (时任中央北马局书记处书记) 出国之前路过八支时，曾在此逗留三几个月，期间八支处决了9名“敌奸”(一江等认为这些人的表现与敌奸无异，开会决定处决)。鉴于八支有过这些“敌奸”活动的记录和痕迹，因此，1970年1－2月间，中央北马局在下达肃反指示时，便特地把本身审讯敌奸和内奸的资料以及八支受嫌疑者的名单，通过电报一起传给八支新领导人一江 (八支原司令白丝木因病出国医治，一江被提拔为州委中心兼八支代司令)，要求他在处理肃反的问题上，“应按照镇压与宽大政策”、“消灭首恶分子”、“宽大那些在扣留后坦白交代、品质好的当改造员”。
一江把水搅浑 准备闹翻决裂
据一江等自供，他们在接到电报后，心中明知中央北马局搞“错”，可并不想提出任何反对甚至不同的意见，而是蓄意撒谎 (注1)、把水搅浑，以便“套取口供”和寻找理由同北马局闹翻和决裂。在发给北马局的回电中，一江等谎报说已经把北马局开列的可能涉嫌内奸活动的45名新兵，留下几个年纪较小的当改造员，其余的都处决了。接着，又发了电报欺骗说有8名老干部、老同志坚决反对这次肃清新兵的行动，因此也被一并处决了。1970年2月24日，一江等再发给北马局第3封电报，胡说的是部队因为镇压内奸问题已陷入混乱状态，决定转移营房，进入深山重新整顿队伍。从此，一江等人切断了同北马局的电报联系，让北马局对此陷入五里雾中。
砍芭暴露 嫁祸中央北马局
根据八支一位老干部蔡田同志揭发，一江在搬迁营房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对北马局还是对八支同志们，所说的尽是胡扯！原来，较早时一江等人下令在营房附近砍芭 (蔡田同志曾提出劝告，但一江不听)，结果四周植被出现异常，被泰国侦察机发现，于1970年2月25日至28日一连 3 －4天受到泰军空袭和地面进攻。对此，一江乘机嫁祸于北马局。他别有用心地对八支同志说，营房出事，全都是因为当时八支同北马局多次通了电报，显然是对方暴露了八支营房地点，说明这其中有鬼，必须尽快迁移营房 (注2) 。
对干部蜕化变质失去警惕 错误估计情况
中央北马局之所以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其中一点就是因各种原因而对所提拔的某些干部的蜕化变质和异己行为失去警惕；另一点是由于在肃反审讯时采取逼供信错误方法，因而从被扣留者的误导性口供中，得出内奸将要全面暴动、摧毁各单位领导机构的结论。一江等的谎报，北马局信以为真，形成了对自已在维护组织安全上的巨大心理压力。北马局从而也作出了八支因杀人过多，引起内乱或者内奸集团的阴谋得逞，甚至八支已被搞垮、一江等都被内奸集团劫持等等错误的估计。正因为这样，北马局对一江和八支队伍的安全问题忧心忡忡。
派去寻找关系 刘权被杀害
断了联系，中央北马局考虑再三，最后，不得已把整装待发、准备带领突击队挥师南下的叔公 (刘权) 临时抽调出来，让他带了一支队伍连同通讯设备从特区赶过去八支的地盘寻找关系。 叔公紧紧追踪，终于找到了八支新营房，可发电报联系一阵子之后就失去了音讯。1970年尾，一位地下负责同志向边区领导报告说，他的一位战友被捕受拷问时，警官曾出示了三幅刘叔公于八支的一个场所卧倒在血泊中的照片。地下传来的这个信息引起了北马局的不安，并结合其他方面获得的信息，从而判断八支内奸集团与敌人情报部已有暧昧关系。(1970年底，马境一份进步地下刊物《燎原》在其封底版，也曾刊登了上述三幅刘叔公受害的照片。)
根据较后逃出八支的民运干部阿莲(后名阿健)反映(注3)，一江等一夥人有步骤地向八支干部、同志们一批批分别地灌输、散播中央北马局出了“大坏人、大敌奸”的谎言，然后煽动这些革命干部、同志表态，要他们从此跟中央北马局划清界限。一江等也进行挑泼、拉拢老兵、新兵，说是北马局怀疑他们、要杀他们，是八支这几个头头私底下救了他们，以此迫使他们造反。阿莲也反映说，八支匆匆搬了营房，刘叔公带领的一队人员追踪找到了新营房，但立即被一江严密软禁了起来。第一晚叔公本来要通过电报联络北马局，报告已找到了八支，但一江却强令叔公指示电报员发出“误中地雷”的消息给北马局。一江经过3天的软硬兼施，才迫使叔公同意发电报欺骗北马局。北马局回电通知叔公等返回特区，但叔公立即被一江禁止发报，只能收报，无法复电北马局。10多天之后，即从1970年9月26日开始，一江一连20多天召开全体八支同志的所谓“造反大会”，宣称“造反有理”、“打倒以陈平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打倒大内奸阿苏”等等。一江硬要叔公在“造反大会”上作报告，叔公原本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有意见的，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站稳党的立场，他一面报告一面哭，一江等并不满意叔公的报告，强迫他修改报告，改了又改，还是不能通过，继续被软禁。最后，叔公在开会时被杀害。
成立“革命派” 军队改名 与马共中央决裂
“造反大会”近尾声时，一江、阿达、阿练、阿声和加彬等5人所组成的“革命委员 会”，宣布他们决定同马来亚共产党“旧中央”决裂，另外成立一个政党，称为“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 简称“革命派”，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Revolutionary Faction, CPMRF)，一江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八支的武装部队也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改名为“马来亚人民解放军”。
惧怕篡党夺军阴谋败露 驱逐病愈回来的老领导
“革命派”成立后不久 (大约在1971年10月上旬)，之前接受一江的拜托出国找陈平关系的地下干部阿优，连同八支前领导人耿浩 (白丝木) 一起回来八支，负责传达陈平的指示和进一步了解八支的情况。谁知这项传达完全触礁，因为此时的一江已经“造反”成功，位居顶尖、大权在握，不象这之前有求于阿优；而且一江连同阿达早把陈平骂成“老修”，便将陈平对于肃反问题的意见和指示，统统讥为所谓“不着边际的空话”，哪肯接受陈平的劝告！陈平在指示中依旧称他们为“州委”(意即保留原职)，他们更不屑一顾，说陈平是所谓“不看情势”。尤有进者，一江、阿达看到老上司白丝木到来，更加恐惧和吃不消，硬指这是陈平派人来对他们“明目张胆的公开夺权”!后来，一江、阿达不给自已所拜托的阿优和自已的老上司任何下台阶，借口双方“语言不通”，无需多费口舌，要阿优连同耿浩好自离开八支。耿浩委屈求全地要求说，他病愈回来八支，不能当领导，就当个普通战士吧！但一江、阿达还是深怕耿浩在八支同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过高，不利于他们篡党夺军的图谋以致功败垂成，便直截了当地拒绝耿浩的要求，于10月15日早上强把阿优、耿浩“送走”(驱赶出八支)。由此可见，一江、阿达向外间散播的由于得不到陈平的调解、他们不得已才分裂出去的说法，显然经不起事实的验证。
注1：撒谎 － －搞分裂的八支其中一个领头人阿达，以全仲仁署名出版的《马共内部风暴》一书中曾谈到这个情节，但他把“撒谎”说成是“演戏”，并供认说他们“演戏”的目的在于套取口供和罗织论据，以便最后同马共中央北马局决裂。
书中又供认说，一江在“演戏”( 撒谎) 之后逐级向八支同志传达和吹嘘，自称是他 (一江) 挺身而出不让北马局杀人，因此，(不知底细的) 八支同志都感激他 (一江) 救了他们的生命，表示一定要跟随“红司令”(一江)。
注2：飞机轰炸 － － 八支老同志蔡田于2001年8月1日发表一篇题为《揪出披上袈裟的豺狼》文章，以实例说明一江、阿达在八支营房被泰方飞机轰炸问题上蓄意撒谎和胡扯；同时揭发和控诉一江阴谋杀害八支同志的罪行。文章全文见《附录》(一)。
注3：阿连的报告—-原八支民运女干部阿莲同志 (后改队名为阿健) 在脱离一江集团后，来到特别队的民运单位作了报告。报告揭发一江倒行逆施、反党、诬蔑党中央以及逼走上司白丝木、迫害刘叔公等等罪行。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二区阿凌叛变
二区、八支反党头头搞分裂 性质一样 表现形式不同
驻扎边区根据地中段的第十二支队，也是个大单位，由中央北马局直接统辖。十二支属下有两个地盘，两边以高乌通往勿洞然后连接也拉的南北公路主干线为界，公路以东的叫“一区”；以西的，则称“二区”(英文版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称“一区”为“勿洞东”；“二区”为“勿洞西” － － 编者)。一般上说，一区是十二支的主力所在，地盘较大；但二区与马境的交通联系更为便利，战士也不少。
二区领头人搞分裂与八支领头人所搞的，从性质上看是一致的 (注1)，但两者的表现 形式却有所不同。
要求领导派人协助主持“肃反” 芦葫里另有乾坤
据反映，1969年12月初，中央北马局通过电报，向二区传达肃反工作指示，同时也发去一批涉嫌敌奸活动者的名单，要求二区负责人阿凌和求真 (两人原为区委级干部，新提拔为州委和候补州委) 提高警惕，但阿凌却推说自已心里没有底，因此多次向北马局的领导人阿苏询问情况和要求协助。资料显示，最后，阿凌正式发电报要求北马局派出领导人，亲自到二区来协助主持“肃反”。按照当时北马局方面的估计，二区之前曾发生阿凌处决自已的警卫员天平的事件 (天平因怀疑自已的妻子小芳受到上司性骚扰而发恶)，推测此案件可能与敌奸活动很有关系。因此，作为阿凌老上级的北马局其中一位领导人阿和，亲自到二区去指导“肃反”工作，看来也是必要的。
谁知作为二区领头人的阿凌，原来葫芦里另有乾坤。根据事后多年阿凌的副手求真，在其2000年底出版的著作《四十年森林游击战争生活回忆录》一书中供认，当中央北马局所在的部队进行肃反时，二区方面除了阿凌之外，其他同志全不知情。至于阿凌，则是通过与中央北马局的直接电报联系、询问以及本身对情况的分析，最后料定北马局所进行的肃反“走过了头”和面对困境，因此准备趁机“造反”，自立山头。但阿凌又怕时机不成熟、党员战士不赞成，导致图谋败露。所以阿凌私下告诉求真说，有需让北马局的领导人阿和来二区亮相，准备到时“牺牲一些人”，是为苦肉计。为了稳拿稳，阿凌还设计了一旦阿和进入圈套后，他和求真所要采取的“几个应对方案”(注2)。据求真在书中所透露，这一切，都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虚与委蛇 引老上级阿和上当
1970年2月24日，阿和连同机关警卫队的11名同志一行人果然到达二区，开始指导“肃反”工作，首先是审问被怀疑是内奸的一些人。这时，作为二区总负责人的阿凌，并不是光明磊落地提出自已对肃反的不同意见，而是按照他原定的方案，看风转舵地虚与委蛇 (注3)，引诱阿和上当。因此，到3月9日为止，在被审问的战士中，有5名始终表示抗拒，于是阿和与二区几个主要负责人 (包括阿凌) 开会，一致判定这5人为“死不悔改”的敌奸而将之处决了，这就中了阿凌先前所设计的“要牺牲一些人”的圈套，使阿和成了杀人的“罪人”。求真在书中也透露，阿凌曾说过，如果“干部战士没有亲眼看到和体会阿和的恶行，就不会和不易相信”他阿凌，造反就会“弄巧反拙”。现在，阿凌得意地看到自已的老上级中了圈套。
先处决了那5人之后，余下几十名在审问中的战士，阿凌、求真便向他们“通水”。因为阿凌从阿和的口中，探听到中央北马局当时有个“坦白从宽”的政策，阿凌、求真就钻空子，把它拿过来用于说明自已是“好人”和救命恩人。两人为这几十名战士草拟“悔过书”，然后叫他们上讲台，承认自已是“敌奸”，算是坦白从宽，成为“改造员”，免于处决。这是第一阶段。
渲染北马局“乱杀人” 煽动、威胁、挑拨战士“造反”
第二阶段从3月11日开始，分批调回二区民运的战士，以便审问。据二区同志后来揭露，阿凌并没有把所有民运战士都调进营房，而是留一大部分战士在营房附近隐藏起来，在他们面前加油加酱地渲染中央北马局“乱杀人”的罪状，煽动、威胁和挑拨他们起来“造反”。例如，阿凌趁着夜色偷偷溜出营外去拉拢指挥部负责外勤工作的阿山同志，由于阿山同志多次护送过阿和，对阿和较为亲热，假如他不参加“造反”，后果不堪设想。见到了阿山同志，阿凌就软硬兼施、语带双关地对阿山同志说：“我对阿和的关系深度以及阿和对我的信任度，比你和阿和的关系超过百倍，我都要造阿和的反了，何况你呢！”并更进一步威逼指出，如果阿山同志参加“造反”而且保密，那么，当时还在营房里的他妻子便没有问题。阿山同志最后表示没有异议，于是整个外勤工作组的同志都被阿凌圈定，继续隐藏待命。
最关键的方案–“阿沙行动”
就在3月17日，回来营房的民运战士中，有5名在到达营外哨站时，即被扣留。消息传开，整个营地顿时气氛异常紧张。看到这一切，阿凌等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表面上尽同阿和蘑菇纠缠，以迷惑阿和；私底下则加紧串联和密谋，并且交代炊事员准备糕饼和干粮 (应付阿和说是战备所需)。一切准备妥当，3月21日深夜至22日凌晨，阿凌拉了二区全体人员100多名分裂出去，仅留下从外单位调来二区教马来文的朝阳同志和妻子秀华同 志，以及牙科师傅水源同志等3人。这就是所谓的“阿沙行动”(不告而逃)，也就是阿凌先前“设计”的几个应对方案中，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方案。
据了解，二区的地雷师傅云飞同志也是外单位调派来的，事前全不知情；对他这样的 专业人才，阿凌不愿放过，决定到了最后一刻才通知他，非逼他一同出走不可。另有一位女战士爱萍同志，在“阿沙行动”的第二天，被怀疑意图离开队伍而遭就地杀害灭口。
话说“阿沙行动”当晚下半夜，即第二天 (22日) 凌晨，发现了二区同志们已不知去 向，阿和只得漏夜带领一行人，包括朝阳同志等3人，回返中央机关队。
一面继续保持联系获取经济供应 一面四出串联“造反”
二区分裂出去后，阿凌大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一方面让二区继续同十二支领导直至中央北马局保持通讯联系和组织关系，以取得经济供应，也提出了他们造反的原因和所谓意见书，这使到中央领导人误以为阿凌不是搞分裂的头头，只是被某些异己 分子 (如求真等) 劫持罢了，之后几年里中央都没有在对外文件上直接点出反党头头阿凌的名字。谁知在另一方面，阿凌却暗中派人到特区 (已提升为边区根据地的大单位，其地盘同中央特别队连成一片，处于把二区与八支分隔开来的战略位置) 去串联，企图拉拢特 区一同“造反”，结果被特区下了“逐客令”，阴谋不能得逞。阿凌也委派特别任务使者少坚，间道前去八支接触，以便谈判有关八支与二区双方联合起来对付马共及其大部队的问题，但八支原本是个大单位，一江很自负，看不起二区，少坚无功而返。
有需指出，阿凌所委派的特别任务使者少坚，此人参加革命的历史较为复杂，在马共时期，一直未能得到重用。篡党夺权、另立新党“马列派” 之后，阿凌破格提拔少坚为领导级成员，视为心腹。下山后，二区同志曾提出材料，揭发少坚在他自己掌管的一个不大的单位内，秘密杀害了20多位同志 (注4及《附录》二)。
成立“马列派” 公开跳出来反马共中央
据说，1974年初，叛离了马共的八支领头人一江、阿达等，突然派人闯到勿洞街场和乡村地带，宣传“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已经成立，杨言他们正同原有的马共对着干，并煽动一 区、二区同志起来造反、打倒马共中央“大内奸”，等等。“革命派”的煽动当然受到一区同志们的一致坚决抵制；但二区的阿凌却乘机把自已早已秘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推出台前亮相，并公开跳出来反对马共中央。
1974年8月1日，二区宣布成立“马来亚共产党 (马列)”(简称“马列派”，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rxist Leninist Faction, CPMMLF)，党主席就是阿凌 (早期队名阿典，原名高紫荆、高怡健，分裂后自称张忠明、张忠民)，副主席求真 (原名蔡永福 )；其部队也改名为“马来亚人民解放军”。
三个明显动向
“马列派”成立后有三个明显的动向：－
一是挑起武装冲突 争地盘切断交通线
一是蓄意扩大本身地盘，借口“收复地盘”，派遣武装人马侵入特区和一区民运据 点，要挟群众，制造动乱，造成多起武装冲突的流血事件。“马列派”也一方面企图切断特区与马共其他大单位的联系，以封锁特区；另方面更骚扰以至妄图切断马共边区与南下突击队的交通线，牵制一区对突击队的支援。
二是分裂地下组织 制造混乱
二是与“革命派”互相勾结，分头拉拢国内地下组织，只求人力、财力能够源源而来，不计这些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较早，“马列派”是打着模糊的“马共”旗号，施行“鸠巢鹊占”之计，在吉打、槟威一带抢夺马共中央的地下组织；后来公开反党，用“马列”、“人民解放”等左的标榜和口号，在中马、南马一带大肆拉拢或成立分裂性质的地下组织，造成国内地下组织的混乱和分裂。1977年，吉隆坡的内政部长曾满意地表示，由于他手下政治部人马的长期工作，已导致马共分裂。显然，这位部长并不是单指地下组织的分裂而已。新近 (2005年6月间)，前吡叻州总警长也透露警方政治部人员之前如何打入马共组织、分裂马共党军以及瓦解突击队与地下组织的一些所谓“秘闻”。
三是设广播电台 恶毒攻击马共中央和陈平
三是公开攻击马共中央是“修正主义集团”或“陈平阴谋集团”，并设立《马来亚人民之声》电台，于1976年3月22日开始播音，在广播领域大肆抹黑马共中央北马局和诬蔑马共总书记陈平。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从分裂到投降
另立党军 破坏革命事业
分裂叛变出去的“革命派”和“马列派”的领头人，虽然各自篡党夺军的阴谋得逞，另立政党和另起军队番号，已经大权到手；但是，他们还是有所顾忌和有需尽量伪装的。起初，他们继续保持模糊的“马共”旗号，也就是在党名“革命派”或“马列派”的前面，依旧保持着“马来亚共产党”的字样，以掩人耳目，引人遐思。这些反党领头人之所以这样做，明显是出于对现实情势的考虑：一是其属下指战员只是在当时国际上“造反”潮流的影响和对中央肃反扩大化的不满之下，才会跌进那几个领头人的“与马共中央划清界限”的骗局，其实，据指战员们后来反映，当初他们绝不是要反党，离开了党，他们真感到有切肤之痛，但另立新党之后，军纪如山，不可抗拒，无可奈何！二是我国人民群众对马共的革命精神和功绩，有口皆碑，谁要是破坏马共的声誉，必为人们所不齿。尤有进者，两派领头人把自己伪装为马共中的“革命者”和“马列主义者”，便能轻易地把自已搞分裂以及在分裂后搞暗杀、滥杀战士同志和破坏革命进步事业的种种滔天罪行，一概推在马共头上，使未明真相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失落，起着自英帝发动的反马共宣传以来无法达到的摧残人民群众心灵、破坏民主和革命事业的反动作用。
情报机构加紧配合宣传所谓马共“内讧”、“一党分三”
于是，这几个领头人尽量掩盖自已先前撒谎、欺骗、设陷井圈套，杀人灭口、阴谋篡党夺军等等一系列罪行，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他们都是为了爱护属下指战员才不得已离开马共中央的。他们把矛头对准马共中央，攻击中央北马局有大内奸在乱杀人，攻击马共总书记陈平是“老修古”、躲在外国享乐等等，仿佛他们只是不服从马共中央和总书记陈平，本身还在马共党内，并没有另立政党的样子。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看到，吉隆坡的情报机构也加紧给予宣传配合，大量散播似是而非的论调，说什么由于马共中央滥杀新兵、导致两派人马分裂出去，等等，为两派领头人的反党分裂行径掩护造势。一时间，新马社会上所谓马共“内讧”，马共已“一党三分”(分裂成“中央派”、“革命派”和“马列派”) 的传闻， 沸沸扬扬，甚噩尘上。其实，明眼人都不难看出，两派领头人从来也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政见而在马共党内进行讨论或论争，他们此时已经明摆着不是马共党内的“派别”。事实就是事实，一手不能遮天！两派领头人带队分裂出去，另立了小山头，既搞了另外的政党，也把军队换了别的番号，他们怎么说也不再是马共了。至于马共，尽管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遭受了挫折，毕竟还是“马共”，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共产党依然屹立，根本不存在所谓“三派马共”的问题。
两派拼凑成立“马西共” 从此走上“不归路”
从马共内部分裂出去之后，“革命派”和“马列派”一成立就倒回头来一致与马共为敌；但两派一时并不能联合起来，因为上层那几个领头人之间互不相让，只能各行其是。“革命派”和“马列派”经过10年的互相较劲后，自认为更有本事的“革命派”终于俯首承认“马列派”阵容较大，只好向后者靠拢。1983年12月5日，“革命派”和“马列派”两党合拼凑成为一个新党，名为“马来西亚共产党”(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简称“马西共”。党的总书记由阿凌担任，副总书记为一江，另加阿达、阿新、求真、少坚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军队也修改名称为“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原革命派队伍属第一军区，由一江指挥，原马列派队伍属第二军区，由阿凌统领。要说党内有“派”，亦党亦派，“马西共”倒是名副其实，“一党两派”。据有关资料显示，“马西共”之终于成立，是同被马共开除了党籍的张明今 (注8) 的出谋划策和拉线凑合分不开的；有人说，已经脱离马共党籍的刘一帆 (注6) ，也曾插上一手。 一般估计，“马西共”的成立，显示分裂出去的两派领头人，再也不会回头，从此走上“不归”之路。
有报道说，1980年代以后，中共调整了它与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即某个国家如有两个以上的共产党派别的，中共都可以考虑加以承认和建立关系。因此，“马西共”方面也就想去找联系。综合“马西共”传出的消息，可知他们去了中国三次，情形大体如下：
第一次到中国 中共劝他们同马共中央当面谈
第一次，时在1984年和85年之交 (或者早些)，由阿凌带着民运干部胜古和“雪州解盟”上队的一位女代表 (据知队名丽华) ，一起去找中共的关系，要求中共承认他们也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据了解，中共方面认为他们两派 (“革命派”和“马列派”) 应该去同马共中央当面谈，因为本国自身的问题应该自已谈商，中共不会插手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很明显的，中共表述的是它只承认马共为兄弟党，革命派和马列派若自认是干马来亚革命的，就应该向马共归队。同时，中共方面还表示说，陈平是好人，他跟肃反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至于阿苏，在中国也很久，他不是坏人，不是什么内奸、修正主义分子。事到如此，阿凌骑虎难下，只好表示愿意同马共中央当面谈。经中共方面联络，阿凌被告知，马共中央代表只愿意会见阿凌一人，而不是包括其他人员。
第二次到中国 阿凌会见陈平
过了不久，第二次，由阿凌直接会见陈平。阿凌表示过去是造反，骂陈平是不得已的。陈平表示事情过去算了，现在应该谈商如何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一是避免武装冲突；二是停止互相间的公开攻击；三是想办法合作。据边区接到从国外传来的信息，陈平是尽量让步的 。例如，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问题，陈平提出首先是各方做到不要越界，避免酿成流血事件。陈平也设身处地表示说，假如对方的地盘不够，可以提出来研究，中央部队可以让出一些，但不可以切断中央部队的交通线 (注7)。又如，关于停止公开攻击一事，陈平也表示，中央会先走一步，不骂对方。但阿凌认为，对此要有个过渡，他们不能一下子公开不骂，只能逐步降级的骂，而他们内部的教育文件还是要继续骂较长的时间，不然他没法维持队伍的团结不散。至于争取合作的问题，陈平表示可以逐步接近，他指出说，中央犯的错误已经谈论了，而指责中央是“受内奸控制”、是“修正主义派”的，那也应该承认是错误的，因为事实证明中央不是这样，不然没有共同的基础合作。阿凌倾听了陈平有关朝向合作的谈话后，认为这方面有需一江等人在场。
第三次到中国 只想“争取外援”“见见世面” 拒绝向马共归队
第三次，会面时有一江、阿达在场，时间大约是1986年8、9月间 (也有说是较早1年)。据一江、阿达传出的消息，他们到中国去，目的在于“争取外援”和“见见世面”，对于解决党军分裂的问题则肯定“希望甚微”。当两人见到陈平时，立即要求陈平向他们承认肃反犯下巨大错误。陈平表示肃反中的错误可以谈，但有需诚意和站到党内来对待，因此要求对方“站到党的光荣旗帜下”。对此关键问题，一江和阿达强烈反对解散“马西共”而后向马共归队。他们认为只有在“马西共”的“金字招牌”底下才有谈商的余地 (注8)。谁都觉得，这次会面完全没有成果是不难理解的。有消息说，“革命派”的一江、阿达之流所以拒绝“归队”，且对“归队”问题不留余地，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已的前途信心不足。 原来,“革命派”的队伍已经老化涣散，不时需向“马列派”搬借人员。也有资料显示，分裂后，一江曾秘密杀害属下几十名得力革命干部和战士，其队伍已经元气大伤 (注9) 。
没有照会“马西共”主席 一江带队向泰方“集体缴械”
深具讽刺意味的是，1987年3月13日，强烈反对拆下“马西共”招牌的“马西共” 副总书记，即“革命派”领头人一江，在事先完全没有照会“马西共”的主力“马列派”之下，径自号令其属下成员下山，“集体缴械”向泰方表示“友谊”，并让其成员在泰方军营里居留。人们只能见怪不怪，一江竟把自已这种单方面命令部队投降的行径，自我夸耀说是什么“先知先觉”的英明决策。一江等完全不把“马西共”当作一回事，当然给予“马西共”的主力即“马列派”造成很大的压力。按照一江这方面的说法，他们的目的是要迫使“马列派”一起下水，跟着出来投降 。有消息说，“马列派”对“革命派”的单方面行动，之所以在表面上表示不以为然，那只不过是阿凌等领头人做做姿态给底下战士们看看罢了。其实，两派领头人既然拒绝回归马共队伍，又得不到国外的承认和援助，他们为了照顾自已的私利，对于声誉、集体利益、属下战士的前途，等等，已经不在考虑之内。说穿了，一江抢先“出面”投降，看来阿凌心里已是有数的。
马列派接着放下武器 向泰方表示“友谊”
是年4月28日， 在泰国军方的谅解下，“马列派”也就跟着向泰方表示“友谊”而“放下武器”，其成员经过一番努力，得以建立 4个“友谊村”居住。一江的那批成员，也于较后离开泰方军营，设立另外 1个“友谊村”居住。
从分裂、反党以至投降 反党头头难逃其咎
据了解，两派出来的成员约为600名，成员们都一再表示，他们一路来是要干革命的，虽然参加了造反运动，那是对肃反扩大化的不满，并不是要反党搞分裂；至于最后下山出来，也不是要投降。他们说，下山出来，这其中有着特殊情况，一是上头下命令叫他们出来；二是他们把枪枝交出去，实则卖给泰国，而不是交给马来西亚政府。从历史、事实上考察，要论分裂、反党以至投降，几个带头的野心家显然难逃其咎，至于广大成员则是无辜的，他们始终都是要革命的。出来的两派同志后来看到马共与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三方成功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他们都认为这个协议很好，让按照协议下山的同志们不管是留泰或者回马，都有合法的地位，都有尊严和荣誉。
由于“革命派”与“马列派”的领头人始终不愿向马共中央“归队”；因此，尽管较早时 (“马西共”成立前后) 即得到招呼，两派领头人也绝不参加马共大部队同泰方以及后来也同马方，所进行的任何有关和解的接触或会谈。这就是为什么举世瞩目的 1989年12月2日正式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里，没有任何条款涉及“马西共”属下成员的缘故。
“马西共” (无论是“革命派”还是”“马列派”) 的成员，下山后都得不到政治地位。留泰的成员还好过些，至于回马的两派成员，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还关进监牢，“改造”两年，此后，在社会上生活，忍受着局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他们所走的革命之路，该是如何的坎坷和曲折！
马共大部队约1千2百人于 1989年12月2日《合艾和平协议》签署的一个月后，入驻自已迅速建立起来的4个“和平村”(意即按照和平协议而建立的村庄)。此后，根据协议程序解散了的马共部队马来亚人民军，自行销毁他们手中的武器。一些本来留在外围或国外的马共成员和家属，也纷纷回来“和平村”居住。1991年8月开始，3百多名原部队成员按照《合艾和平协议》的安排，陆续光荣回返马来西亚与家人团聚，其余约千名人员选择继续留在泰境的4个“和平 村”中生活，参加当地的建设。
《合艾和平协议》签署13年之后，为了最后解决居留在泰国的“和平村”(包括“友谊村”) 成员的公民权问题，曾是《协议》促成者又是签署仪式大会主席的查哇力将军 (现任主管内部安全事务的泰国副总理) 献议召开一个座谈会，名为“和平协议实施情况”座谈会。这是一个好消息，无论是“和平村”还是“友谊村”的成员，都高兴地期待着。谁知就在为座谈会而进行的预备会议上，却因一江等人的某些动作而闹出一段小插曲。
一江匆匆投降没文件 阿凌的文件没人签名 申请公民证只有靠《合艾和平协议》
据了解，在预备会议上，一江带头 (阿凌有病在身) 指出说，他们是最先出来的，而在争取公民权的工作上，他的成员是出力最多的。因此，他想当然地把他们两派领头人 的名字排在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的上头。一江等人的动作不为泰方官员所欣赏。泰方官员说，座谈会要讨论的是“和平协议实施情况”，马共中央是有着人所共知的《协议》文件的，其他人可有文件出示？这时，一江提不出任何协议文件，因为当下山时他在得到泰方口头保障人身安全之后，就匆匆地收盘了。阿凌的“二区”似乎比一江的多了一点东西，也就是下山时泰国军方曾答应给予8项协助，但没有说明会“发给公民权”证书，而且，这个文件上无人签名，只是军方作个备案而已。事情到此地步，一江等人无言以对。鉴于“友谊村”的成员也都是渴望取得公民权，而要取得公民权所能遵循的法定文件，只有《合艾和平协议》。因此，泰方官员便建议一江和阿凌等人以及“友谊村”成员，都归入与《合艾和平协议》有直接关联的原马共成员队伍里头，以便顺利进行转籍，成为泰国公民。一江、阿凌等人深知属下成员对此万万不会反对，迫于形势，便向泰国官员报上本身过去在陈平属下的职务，即原第十二支队二区司令员张忠民、原第八支队司令员黄一江，让泰国官员把他们两人的名字列在马共总书记陈平之下。
2002年11月6日，“和平协议实施情况”座谈会在《合艾和平协议》签署仪式的旧址蠡园大酒店举行。陈平与原马共中央各位领导人、一江、阿凌等都出席，“和平村”、“友谊村”成员有几百人到来，大家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以便向泰国政府争取公民权。泰国副首相查哇力将军在内政部长旺•默罕莫诺陪同下莅临会场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
陈平首先在座谈会上致词，他感谢泰国副总理、内政部长为4个“和平村”和5个 “友谊村”的无国籍村民争取公民权所作出的努力，并代表村民向泰国政府保证，一旦获得公民地位会安分守己，继续为国家社会作出贡献。他也代表村民表明反毒品、反恐怖主义的立场，并希望能有安定和平的社会秩序。
4个“和平村”、5个“友谊村”的代表报告了村民在和平协议签署后，13年来奉公守法和建立家业的经过，并请求政府发出公民权，以方便村民的生活。
据泰国报章报道，副总理查哇力将军听取了村民的报告后也发表了讲话。他说，战争结束了，应该给这些愿意留在泰国，共同建设的人以公民身份。他透露说，有关证件已提呈中央政府，只待总理过目后发给有关部门处理，再呈交总理签名，即可发出。
村民们与陈平合照留念 陈平说“大家都是同志”
座谈会结束后，村民们纷纷要求与陈平合照留念。与此同时，陈平发表了简短谈话，感人肺腑，受到在场人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他说：－
“从今以后，不要再分你我。大家要团结，不要再讲另一方坏话。大家都是同志。
“今后大家要互相来往。做生意找生活应互相帮助。两年前合艾水灾，使我看到‘友谊村’的同志互相关心协助。我们方面比较差，我们应向他们学习。
“我们现在要讲‘大公有私’。既要大公，也要照顾私人。公私有矛盾时，要先照顾公。
“现在我们不再搞革命，要把自已和家人的生活照顾好来。对有困难的，要帮助。这方面，领导上做不到，要靠大家。” 30年来，由于肃反扩大化加上接踵而来长期的党军分裂的创伤，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但愿能在陈平的一席话的激励下，大家团结互助，携手并进。事实也说明，此后，马共中央以及广大同志 (包括原“革命派”和原“马列派”的同志) 都愉快地互认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同志，不成问题。
反党头头始终不认同陈平的“一家人”
令人诸多猜测的是，两派那三几个领头人，为何始终未有迹象显示他们愿意跟着“回家”，成为“一家人” (注9) 。在此，不妨作些探索。
首先，陈平说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其立论基础是合艾座谈会上阿凌与一江分别以马共十二支司令员和八支司令员的身份签名；但是，陈平讲话后，两派的那几个头头仍然 我行我素，抱着与马共对着干的那块“马西共”招牌不放，何来“一家人”？尤有进者，在阿凌因病逝世时，其讣告等文件仍然打出“马西共”主席的名堂。当时，有同志曾指出再用“马西共”的名堂显然有违“一家人”的原则，谁知其头头竟怒气冲冲地叫道：“谁同你们是一家人！”看来，这些人过去走得太远了，这段回家路不易走。
其次，马共中央从来都是把分裂出去的两派领头人同其干部及广大成员区别开来的，并且公开表明干部及广大成员是被领头人误导甚至被迫的，因此，一路来都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陈平讲了“大家都是同志”、“不要再分彼此”，两派干部及广大成员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一家人不讲两家话，更不能讲另一方的坏话！
有需说明的是，我们指出“马西共”那几个领头人的种种罪行的问题，纯属揭示历史真相，把长期以来被歪曲的党军分裂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以正视听，也就不属于“讲另一方坏话”的范畴。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历史的判决
回顾肃反扩大化与党军分裂，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肃反扩大化是错误 反对肃反扩大化没错 反党头头分裂党军、破坏革命手段令人发指
第一，应该说是“马共边区部分地区的肃反扩大化”。因为首先是马共中央的代表机关 (中央北马局) 犯下错误，而中央北马局属下的边区东段即十支部队，并没有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若把马来部队也算在内是不公平的。扩大化主要是牵涉到敌人特务活动频繁的勿洞一带的人与事。
第二，应该说，事实证明，确有内奸搞破坏活动。“有反必肃”是对的，却因主客观的原因产生了扩大化，而且是严重的扩大化。
第三，同志们对于肃反扩大化持批评意见是无可厚非的，因而反对扩大化了的肃反也没有错。要害的是一些领头人如一江 (黄象屿，又名黄飞龙)、阿达 (陈开章)、阿凌 (张忠明) 等，有的历史上有问题 (一江)，有的曾经擅自处决了自已的上级而受过处分 (阿达、阿凌) ，这些过去的事暂且不论；单说后来，他们在误导及利用同志们的造反势态，以便走上分裂党军的邪路时所耍弄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确实令人发指。
因此，必须客观地正确探讨和认识上述三方面的情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同时，也须实事求是，把广大党员战士对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反对甚至革命造反的行动，同极少数领头人的分裂、反党、另立党派、在内部搞阴谋杀害同志，下令队伍缴械投降的罪行，明确地分开来对待。这不是什么“分化策略”或所谓“减少打击面”的权宜 之计；根本区别在于广大党员战士涉足造反的本意是发自革命的义愤，也受误导，即使犯错，也是误错，但极少数领头人则是搞分裂、叛变和敌对，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同的。
“革命派”、“马列派”的领头人口口声声说，他们之所以带队分裂出去，完全是因为马共总书记陈平放任中央北马局毁党灭军、借“肃反”乱杀人。为了救人，他们不能不分裂出去，另立党派和另立军队番号。这些说法很能打动一般人的心，收到宣传效果。可是，人们听多了、听久了，可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验证事实，不能不发出一些疑问：－
反党头头肆意杀害革命同志 罪行滔天
一、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不愿意分裂，为什么一开始他们就把陈平的指示和老上司白丝木以及拜托人阿优的劝告，都当耳边风，肆意造反。到了北京，陈平要求他们站在马共旗帜下，为什么他们一口拒绝，不留余地？
二、既然他们为的是救人，当初中央北马局通知进行肃反时，他们明知不对头，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党性去了哪里？实际上，他们不但不争，反而蓄意撒谎、行骗、把水搅浑，甚至设下圈套、陷井，害更多人被处决，以此造成队伍的紧张和动乱，这究竟安的是什么心肠？
三、既然反对中央杀人因而不得已才分裂，那么，分裂后，他们理应禁绝杀人，为什么反而变本加厉，大开杀戒呢？而且是卑鄙的秘密杀害和阴谋处决队伍中的革命者，人性何在？他们如此杀害人，难道可以同马共中央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等同视之，而不是滔天罪行？
四、马共部队下山后不到半年，在陈平亲自主持重新审查下，马共错杀了的人，绝大多数得到平反，授予光荣烈士称号，烈属也接受赔礼、道歉，并表示友好。反观两派收盘出来已经10多20年了，之前他们 (两派领头人) 杀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是昧着良知，三缄其口 (注14) 、甚至对同志们后来为死难者追悼，还要诸多阻扰？
肃反扩大化不是导致八支、二区脱离马共的最终原因
平心而论，马共中央北马局的肃反扩大化铸成大错 ，这是事实；但无论如何，肃反扩大化显然不是导致八支和二区相继脱离马共的最终原因。人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受极左思潮伤害的其他党，如中共，并未爆发党军分裂的悲剧。反观我们边区，假如真的为了保护战士免受肃反扩大化所伤害，当时八支和二区这两派领头人即使无法向北马局“据理力争”，也可以不执行北马局的肃反指示，为什么他们要撒谎、搞阴谋陷害和反党分裂以至另起炉灶。两派领头人都属大单位的负责人 (虽然是新提拔上来的)，有什么问题大可向最高层直至总书记上告，以便通过党内解决，为什么非要搞“反党”和“夺权”不可？又假如真的爱惜革命战士同志的生命和荣誉，同北马局脱离联系后，两派领头人一定会好好保护与栽培跟随他们的战士同志，为什么反而杀人成性、草菅人命、疯狂杀害战士同志呢？人们不难觉察到，边区党军之所以分裂，八支和二区之所以叛离，所谓“中央北马局一意孤行”、“陈平长期住在国外”等等说词，只不过是上述两派领头人找来的借口，他们自已权力欲望恶性膨胀、与党军外面的敌人相呼应，伺机篡党夺军，才是关键。
两派领头人越走越远以至发展到反对整个马共，分裂出去另立新党，军队另起番号，肆意分裂国内革命进步力量，阻扰突击队南下，在两派内部各自大搞暗杀罪行，甚至派遣其队伍深入马共的民运地区，引爆武装冲突和自相残杀的惨剧，等等。所有这些，不能不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给本来大好的革命形势带来极大的危害，造成我国民主进步事业的重大挫折，要说悲剧，这是那个时代莫大的悲剧！人们不禁要问，悲剧的制造者，你们究竟为了什么？
众所周知，中国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误；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迫害大批革命干部，犯下滔天罪行。毛主席逝世后，打倒了四人帮，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其中一件大事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当时，邓小平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向国内外宣布说，处理这些事情的根本原则，就是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领导人毛泽东的因失察而导致的错误，严格分清。
对比来看，马共中央北马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中国文革的胡乱打击一大片的错误，性质是相同的。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是要保证中国不会变质，但是产生了巨大错误；马共中央北马局进行肃反，动机是要保障革命队伍的安全，但是产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就事论事，中国文革所造成的伤害，比起马共中央北马局肃反扩大化，不知严重多少倍，但是中国的国情特殊以及干部素质极高，没有出现或造成党军分裂。可是，马共中央北马局所在的边区根据地，在外因中国文革浪潮的影响下，通过内因边区的游击战争环境和干部的素质问题起作用，出现党军分裂，这是值得深思的。对此，尤需借鉴中国方面的处事根本原则，那就是分清马共中央北马局的工作犯错和那些分裂党军的头头之恶人犯罪！
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者，“革命派”、“马列派”和“马西共”都已成为历史的沉渣。两派领头人以搞反党分裂开始，以屈膝投降收盘，这是政治上彻底堕落的必然下场，不能不令人引为警诫。至于他们大搞暗杀罪行又死不认罪，正是政治上堕落导致道德上沦丧的注脚。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人民军队不可侮
我国人民军队有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抗日战争、抗英战争以及边区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证明了这一切！在出现肃反扩大化、党军分裂的非常局面打击下，边区根据地始终没有垮，这是为什么？这是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的威力，这是我国人民的骄傲！
在党军分裂的严峻时刻，人民军人的革命红心，气贯长虹，令任何恶势力都要提心吊胆，不得不收敛反动气焰、伪装革命。让我们就看看即使是被误导而分裂出去的两支队伍的事例吧：－
一江要叔公通过电报欺骗北马局，为什么要软硬兼施？为什么要一连三天三夜？为什么后来一江还要强制报务员发报，还要迫使叔公只能收报，不得发报出外？为什么在一江的“造反大会”上，叔公会一面报告一面哭？为什么最终叔公会洒血课堂？这究竟为什么？因为叔公有着一颗革命的红心！难怪，一江一伙后来要恶毒地嘲弄叔公“仅有一股忠实盲从的傻劲”；谋害了叔公，他们还要歇斯底里地诋毁叔公“灵魂深处充满丑恶、污浊、可耻”。其实，这只能是他们一伙自已灵魂深处的写照。
一江在“造反大会”上，为什么要用眼泪来搏取八支战士的同情，说什么他自已“是用头来担保大家的安全”？为什么一江之流只能用革命的包装才能骗取战士们的感情？这不就证明这些人知道人民军人的革命丹心是不可逆的吗？
在革命造反的幌子下，一江在拉拢小兵 (即1950年代初期跟随阿苏上边区的阿满仔) 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小兵痛哭，因为要革命就不能反党，反了党就不是革命，同党对着干，对于一个革命者如小兵来说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一江就哄骗说，阿焰已经告诉他 (一江) 说，小兵这个人是俘虏来的，不可靠。看到小兵分了神，一江便硬拉着小兵走，说是加入 造反，才算“革命”。一江也对文苏和陈其进行挑泼，说什么领导上怀疑边区队伍出发去马境战斗的消息之所以泄漏，和他们两人有关，迟早要对付他们的；又说什么北马局领导上还认为文苏的关系复杂，等等。一江存心让两人感到蒙冤，以此诱使他们参加“造反”(其实，在那个时代，同志们在内心里是把革命造反的行动同反党、反革命之类的罪行，分开看待的；一江正是钻这个空子搞“反党裂军”的)。
二区在分裂出去前，阿凌为什么要准备先牺牲一些人？因为他深知革命战士不简单，只有搞得阿和错杀了人、中了圈套，才能激起同志们的情绪，跟着他阿凌去“造反”；不然，干部战士不相信，他篡党夺权的阴谋就难以掩盖。
阿凌在私下拉拢干部同他一起“造反”时，总会时不时暗示，他是阿和的亲信，阿和很相信他阿凌的话。他知道，开始时唯有以中央领导人“爱将”的红色身份，才能打动干部的心，同时，又可胁迫对方就范，断了对方向中央 (阿和) 上告的后路。
经历了肃反扩大化以及党军分裂的同志们，痛定思痛，冷静分析，可以体会到，问题主要出自内因，中央北马局某些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一时陷入了肃反运动盲目性的境地之中，令人不胜痛惜。至于闹分裂的两派那几个领头人，他们权迷心窍，篡党夺军、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与职业反革命凶手毫无二致，令人深恶痛绝。无论如何，人们有需看到，广大党员战士誓死捍卫革命的赤胆忠心和坚决行动，才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才是时代的最强音；他们作出的无私奉献，才是边区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坚持直至光荣和解的根由！
注1：—-八支、二区反党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策动的反革命事件
八支、二区的反党和分裂 － － 对于八支、二区的反党和分裂的性质，马共中央委员会在1975年4月26日发表的题为《马来亚共产党是领导马来亚革命的核心力量》的声明中指出：
“近年来出现的反党事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我国武装斗争从恢复、成长到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策动的反革命事件。
“反党集团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派别，其主要头目是敌人的代理人，他们使用卑鄙伎俩蒙骗和控制其所属单位的同志。
“——– 在敌人的指使下，(八支、二区主要头目) 跳出来大搞阴谋诡计。捣乱革命地盘，干扰地下组织，疯狂进行反党，蓄意制造分裂，恶毒诬蔑党中央，竭力破坏党的路线。——– 他们必将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注2：阿凌、求真的几个不可告人的应对方案
几个应对方案 － － 蔡求真著《四十年森林游击战争回忆录》书中第28、29页有以下一些文字：
“阿凌曾经对我 (求真) 说：‘如果不让阿和来，不牺牲一些人，就进行造反，干部战士没有亲眼看到和体会阿和的恶行，就不会和不易相信。万一给中央来一个否认，反而诬指阿凌求真阴谋反党，企图篡党夺权，岂不弄巧反拙。’于是，就决定让阿和来亮相。”
“与此同时，为了挽救垂危，阿凌还和我 (求真) 密商，设计了下面几个应对方案：
(一)在阿和抵达二区部队前夕，由我带领先把一大批“敌奸”撒离，到秘密的地点去躲藏起来。并留下信件公开表明反对中央北马局的“肃奸”行动，借此抵制阿和。约定双方可暗中互相联络，互通音讯。待阿和走後，再作打算。当时，我也同意和接受了这个方案。阿凌也已先交了十万铢给我作为基金备用。那时我考虑到把这些“敌奸”带去躲藏後，如何安定他们，如何能使他们相信，就建议阿凌先作一个录音讲话，说明原因备用。後来，阿凌又考虑到种种困难，就放弃了这个方案，决定两人合力顶水，面对阿和。
(二)先疏散一批“敌奸”到民运单位去，避开锋头，免遭杀害。对阿苏则应付说”因 敌奸人数太多，力量太大，部队干部和老同志少，敌不过他们，先分散敌奸的力 量。”这也迎合阿苏来电分批处理的指示。
(三)见机行事。在万不得已时,由我逃离部队,冲出民运单位去,以此打乱阿和的阵脚,给他一个警醒。同时也考虑到，一旦阿和进行镇压时，在紧急关头能带我逃跑的适当人选，决定先把民运老干部张阿凯调回来部队待命。
(四)在阿和厉行迫害时，对那些已被绑的和还未被绑的，暗中叫他们承认自己是敌奸，争取做“改造员”和“自动交代者”，保住一条命，待阿和走後再打算。
(五)必要时，利用晚上集体撤离，甩开阿和，带领全队总逃亡。”
按求真书中叙述，阿和来到二区之后，阿凌见机行事，(一) 至 (四)方案酌情放弃实行，最后决定采用第(五)方案。书中还指出：“这一切都在绝密的情况下运作，除了个别干部外，没有人知道。”
注3：阿凌的虚与委蛇
虚与委蛇 － － 阿凌迎合阿和，说5人之中的阿水来历复杂、形迹可疑，是肃反对象；可又假惺惺地说杀人要避免张扬，提防引起队伍混乱，等等。
注4：少坚杀人
少坚杀人 － － 少坚上队时，有些历史问题交代模糊，因此，长期无法获得提拔为马共干部。二区分裂后，则由阿凌破格提拔直升为“马列派”高层领导。
据了解，当少坚 (后取名老章，一说原名陈章) 掌管“马列派”第25连 (类似“中队”编制) 时，杀害了不少战士。25连人数不多，下山后建立第4友谊村，村民约70人。 2000年8月，第4友谊村同志们在追悼会上，曾将少坚杀害的25、6名战士名单列出，请参照《附录》(二)。
注5：张明今
张明今 － － 抗日时期被捕后曾投靠日军情报部，因莱特主张这些投敌分子可以出来向党交代，争取恢复党籍，以后将功赎罪。抗日胜利后，张明今曾一度被莱特提拔为马共中央驻新加坡党代表。“内奸莱特案件”揭发后，党中央清除了那些曾投靠敌人者包括张明今等出党，并通告开除党籍。
注6：刘一帆
刘一帆 － － 父亲是华人，母亲是牙买加白人，外貌象白人。年青即参加马来亚革命与文教活动。日本投降后担任马共雪州党代表、马共中央驻吉隆坡办事处主任、马共机关报《民声报》社长。“6.20”事变前被英帝逮捕，1950年代中期被驱逐到中国。
到了中国，他还是找回马共关系，接受工作分配，认真负责。较后，他对武装斗争的态度开始变得消极。1968和1969年间发生“穆沙•阿默德 5人反党事件”，5人向驻中国的兄弟党机构散发反马共文告。当同志们展开坚决批斗反党集团时，那时担任联络所所长的刘一帆却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因而受到组织处分。稍后组织上要求一些留在中国的同志争取回国参加武装斗争，他以部队不应驻在大森林为理由，一口拒绝回来边区。后来，刘一帆提出退党。1979年12月，刘一凡发表《讨陈平檄》指控陈平是所谓“莱特的继承人”，此项指控为反党的二区方面所利用和广泛传播，用以攻击马共中央和总书记陈平。离开马共后，刘一帆加入中国籍，中国方面安排他到广东肇庆的一个木材仓库当管理人。1980年代中期逝世。
注7：切断交通线
切断交通线 － － 1970年代，八支与二区分裂出去之后，边区根据地的地理形势有所改变，但这对马共影响不大，因为中央北马局统辖下的四大单位：特别队、特区、十二支主力一区、第十支队，四块地盘还是紧紧连成一片，交通联系畅通无阻。对比之下，分裂出去的八支和二区，则是分散孤立的，特别是二区，它处于勿洞以西一隅，被一区和特区夹在中间，左右受堵。然而，分裂出去的阿凌却处心积虑地侵占特区和一区的地盘，企图切断特区与特别队的交通线，以及切断一区通向马境的交通线。一旦这些交通线被切断，马共边区根据地的中段和西段都将陷于瘫痪，南下多支突击队也将失去联络。正因为这样，陈平在同阿凌会谈时，为了表示诚意，认为可以让出一些地方给二区，但警告阿凌不得切断马共部队的交通线。
注8：拆招牌及收盘投降
拆招牌及收盘投降 － － 在中国会见陈平时，一江、阿达等领头人拒不归队和站到马共旗帜下，他们不愿意放下“马西共”这面招牌，甚至指控陈平要对他们施行拆招牌的处分，致使这项会谈没有成果。由于得不到预想的“外援”，从中国回来之后，一江、阿达坚持由“革命派”单方面首先收盘投降，以此迫使“马列派”也下山缴械。收盘投降得逞，一江、阿达终于得到马来西亚政治部高级官员的“称赞”。对此整个过程，全仲仁 (阿达) 的《马共内部风暴》书中叙述颇为详细，虽然语多掩饰，以下摘引，或者多少能见其面目：－
“—— 张忠民说他这次去大陆，—— ‘梁进’(陈平) 和兄弟党同志都希望我们 (两派) 同‘老修’(马共中央) 能和好回去。—— 兄弟党 (中共) 对外关系部门会正式邀请一江和阿达去中国大陆访问。――(第47页)
“当时，一江和阿达认为，同‘老修’和好回去的希望甚微，—— (但可) 趁这个机会去‘见见世面’以及向有关方面试探能不能得到一些‘外援’。――(第47页)
—— ——
(见到陈平) “最后陈平说，‘肃反’问题是你们八支和二区两个单位认为错罢了；一区、三区、特区和十支等多个单位 —— 都按北马局的决定执行了。可不可以这样，中央对肃反问题做个虚假 (?) 的报告—— 你们和二区将‘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招牌放下来，重新回到党的光荣旗帜下。 —— 一江和阿达马上表示不同意和坚决不接受， 指称这明明是北马局犯错误，八支和二区受‘拆招牌’处分！ ――― (第51页)
—— ——
(对前途没有信心)
“一江、阿达这次出国，得到了以下重要启发：—— 看看中国，经历千辛万苦，—— 现在又重新跑回头路；反观目前仍在森林中坚持苦斗的马共各派，连巴掌大的政权也没有！这样的斗争会有什么前途？ ―――― (第54页)
—– ——
(回到八支)
“一江在领导机关会议上无保留地阐述了目前坚持斗争所面对的极其严峻的处境：继续坚持只有‘害人害己’，使队伍最后落个可悲的溃散命运。―――（第55页)
—— ——
(决定收盘和出去投降)
“ —— 1987年3月13日，八支全体人员从森林分批 (出来)，—— ——(泰方官员较后) 和一江在曼谷会面。一江希望泰国政府 —– 让八支成员在‘保障人身安全’和‘不受屈辱’的条件下出来外面生活。 —– —— 很快达成协议。”“ —— (对于) 停止斗争离开森林，单方面和泰方谈判，—— 八支领导 —— 不先同二区商量，—— 不告诉二区，—— (如此一来) 八支先出，形势所迫，二区不久也必定跟着出。—— —— ”―――(原书第55页至64页)
—— ——
(得到马来西亚政治部主任和高级官员的赞扬)
“ —— 八支出来初期，一江和阿达曾 (在曼谷) 会见当时马来西亚政治部主任和两名政治部高级官员，—— 他们对八支领导人‘果敢’带领队伍出来 ——表示赞扬，—— —— 。”―――(原书第64页)
注9：一江杀人
一江杀人 － － 2001年7月8日，一江“领导”的第5友谊村，其村民分发一些传单，里头载有村民与一江就“考南康地道”资产主权争执的有关文章和文告等等；但引人注目的是一份资料，标题为《还我亲属！》。
《还我亲属！》显示，第5友谊村村民曾于佛历2544年 (公元2001年) 3月22日举办“超度孤魂”仪式，以追悼战友。从被追悼者名单中可见：战斗牺牲者25人；病逝者9人；被一江下令杀害者31人 (名字之下有划线者)。
据了解，一江下令杀害的同志 ，已查出队名的这 31人之中，有9人，即明友、利娇、佛灵、国昌、国伟、国胜、保青、挺进、太浪等，是在1969年3月阿焰出国路过八支时，一江指称这些人的表现与“敌奸”无异而加以处决的。另外的22人，即阿群、阿音、山东、阿安、李立、阿牛、干尼、尼帕、尼雍、阿标、瑞端、小龙、小黑、志才、阿火、志成、开通、阿督、光明、阿权、战胜、战燕等等，则是一江拉了八支分裂出去时，在战士面前宣布不再杀人，而后下令私下杀害的。
至于一江总共杀了多少人，他本人又不说，外间难以统计。
注10：一家人
一家人 － － 陈平关于“一家人”的谈话传开后，马共方面、原马列派及革命派的同志们都身体力行，加强团结，不分你我。可见，对广大同志们来说，“一家人”是自然不过、不成其为问题的。
另据许多游客反映，2003年以来，他们参观革命派的旅游景点“考南康”地道时，解说者已改了口气，不再大骂陈平派了。此外，游客在勿洞热水湖参观二区文物馆时也发现，原本摆放的标志党军分裂的证物，如“马西共”及“人民解放军”的文物等，都已经收起。这也说明从外面看，分裂的两派同志已有“归队”之迹象。
但令人遗憾的是，2003年9月27日阿凌病逝，其遗体在勿洞停放期间，某些领头人并不是历史地提起“马西共”，点到为止，而是大事宣扬他们的“马西共”(阿凌曾是原“马西共”总书记)，甚至对前来准备参加吊唁的和平村同志大声斥责，说什么“谁同你们是一家人！”人们不禁要问，莫非这三几个领头人，并无“回家”的心意？
诚然，正如陈平很早就说过的：当然我们希望跟他们合在一起，叫归队也好，叫什么也好，这个名字可以考虑。如果我们叫归队，他说你们要吃掉我们；我们并没有这个野心，他们愿意归队我们欢迎，他们不愿意归队，—— 只要是干革命的就好。
注11：反党头头不愿为被他们杀害的同志平反
“革命派”、“马列派”领头人都不愿为被他们杀害的同志平反，引起两派成员的不满，例如 － －
八支老同志蔡田在《揪出披上袈裟的豺狼》文章中 (全文见《附录》一) 愤怒指出，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旧中央、北马局、二区都作了检讨 (尽管是极其敷衍式的) 承认错误，只有黄一江，陈阿达这两人为主要领导人的第八支队，至今仍死不认错，而且还野蛮的说什么：“世界上有哪一个共产党没有杀人！”照他们这种说法，难道那些无辜被杀的人，都该被他们杀的吗？
2000年6月，第4友谊村村民联名提出意见书 － － 意见书题为《不应再三缄其口》，指出“马列派”领头人不愿认真对待该村原部队 (25连) 被杀害同志的平反问题，并责问领头人为何至今对此问题仍然默不作声、装聋作哑，不敢面对现实。意见书全文见本篇章《附录》(三)。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附录 (一) 揪出披上袈裟的豺狼
蔡田
2001年8月1日
我是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在参加要求独立，要求民主和平运动的斗争中参加马共的。1948年6月20日事变，我不可例外地卷入了这场长达近40年的武装斗争，经过这一长期、艰苦、残酷的苦战之后，战争是结束了。是在异国的领土上，同异国政府以投降条件为根据，达致战争结束的。从现实来说，我们的斗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是失败了。我认为既然是斗争，就有胜的一方，也有败的一方，失败并不可耻。历史上，为正义事业奋斗而告失败的先例有的是。问题是当事人 (尤其是负有领导责任者) 有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老老实实把实际情况说清楚，让人们，尤其是后代子孙明了真实历史，以此作为自已对社会必须负起的一份义务，那就算是尽职了。相反，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那就是最无耻的。以此作为一个原则，作为一把尺码去衡量所发生的事情，只要是身历其境，就不难把是非分辨开来。
前马共八支领导人之一的陈阿达，以全仲仁署名，写了一部长达120多页的《马共内部风暴》作为马共40年反英民族解放斗争纪实。作者一开始就说，他要把这一历史一字不漏的写出来让子孙后代看到真实的历史。我觉得他对揭露旧中央，北马局的部分，确实做到一字不漏，甚至在描述某些事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全仲仁在书中写道：“北马局在得到八支领导报告，八支在乱杀人之后，队伍非常纷乱，北马局就及时通报敌人 ，发动了‘2 •27’进攻战。”又说：“北马局警卫队长艾力来八支时，住过这个营房，艾力对这一带地形很熟，艾力把部队营地的位置绘制了地图，带回北马局，提供给敌人，因此，敌人能准确地向我 (八支) 发动进攻。”
我 (蔡田) 不是敌人的参谋部，北马局有没有提供资料给敌人，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离这个营地约百米处，砍了一片芭场，约有4、5莱地，当时适逢干旱季节，这4、5莱地砍下的树叶全部晒成了一片深红色，和四周青色的生叶子形成了鲜明对照。敌机来进攻时，就是最先向这个地方投下几颗玻璃杯手榴弹的。在砍这块芭场时，黄一江一再说：“飞机那么快，哪里看得到这一点地方。”战斗过后，他们再也不提这块芭场了。坐在侦察机上是否会侦察到这片地方？我没有常识，不准备在此争论，只当作一个实际事件写下来，让有识之士去判别。我这样写 ，并不等于为北马局作辩护，而是认为要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对自已的言行负责，绝不能胡扯。
北马局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敌奸组织在党军内部活动猖狂”为理由，指示并迫使各单位领导乱杀革命接班人，这是绝对错误的。当时八支和二区的领导不约而同的领导全党全军起来抵制，直到最后决裂，也是完全对的。问题在于他们曾经剧烈反对过的事情，回头自已却又拿来干。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旧中央、北马局、二区都作了检讨 (尽管是极其敷衍式的) 承认错误，只有黄一江，陈阿达这两人为主要领导人的第八支队，至今仍死不认错，而且还野蛮的说什么：“世界上有哪一个共产党没有杀人！”照他们这种说法，难道那些无辜被杀的人，都该被他们杀的吗？
1970年在反对北马局下令乱杀人 (习惯叫“造反大会”) 的大会上，黄一江当着全党全军140人庄严宣布：“在座的、参加过这次大会的140人，今后绝对不可以杀，无论犯到怎样的错误，非常不得已，非杀不可时，也得由这140人一致投票通过才可以杀，今后对新兵没有信心坚持革命的，我们甘愿送其回家也不能杀。”可是过不久，他就违背了自已的决定，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 有一个边区上队的半新老同志，名叫阿安，提出要求去泰共生活，当时八支与泰共关系密切，而且又是同志加兄弟。可是黄一江的借口是“我们不介绍他去，去了就会暴露我们的秘密。”最后就这样把他杀了。这里我要问，是谁下令杀害阿安的，有谁投票赞成杀阿安？黄一江根本不把集体放在眼里，也不必对自已的诺言作任何承担，而是自已任意胡作非为。
(二) 李立是一位老同志，是分队级干部，是一个独立民运单位的中心，个人英雄比较浓厚，对待事情比较坚持己见，对黄一江在其机关队里只注重唱歌、跳舞、演戏，忽略其他方面工作的作法，表示不满和发牢骚。比如他和阿群、陈其 (这三个人都是分队级干部) 三个人在一起，曾经发牢骚说：“部队整天唱歌跳舞。象这样子，跳一百年革命也不会胜利。”这句话，传到黄一江的耳朵里，那可不得了，阿群却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李立被送去医院，数月之后，李立要求回队，黄一江说：“李立出去外面接受北马局的指示，准备回来干坏事。”结果李立被带回到离部队驻地不远的地方就被干掉了。黄一江既然已先知道李立出去外面接受北马局的指示，不接受他回来，不就解决了吗？为何又要接受他回来，却带到半路再把他杀死呢？这难道不是杀人成性的一种表现吗？
(三) 有一对夫妇，男的名阿标，是较后期从马境上来的。女的名瑞端，家在半路店，是新方针后上队的，经历过造反斗争，其前夫也是新方针后上队的，在一次参加进入巴东市区的锄奸战斗中受重伤不治而牺牲的。
有一个时期我住部队，经常被派坐电单车来往于考南康和康月之间，执行交通任务，同时也代表领导向民运单位传达指示，或主持民运单位领导机构会议，或协助执行民运工作，阿标是配合我执行工作的成员之一，有一次出发在民运站休息时，他向我提出要求退伍。我给他的答复是：“你的要求可向领导提出。但必须和领导合作，有时处理不顺利，必须较耐心等待。”回队后他正式向黄一江提出退伍。大约过了10多天，有一天吃早饭后，黄一江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指示我配合另一位同志在吃好中午饭后带阿标和瑞端出去，骗说送他们回家，实际是带他们出去处决。作法是他先派国华配合另一位同志赶在我们之前先出发，说是先出农村了解环境。当我们到达约定地点时，国华他们假装从农村方向回来，接头后再合手把阿标夫妇枪决。我接到这一命令，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很不是味道。
回到自已的宿舍，反复想了又想，明知是白费功夫，而且也带有冒险性，还是不惜一试，大约上午10点左右，我去找一江，我说：“他们仅仅是要求退伍归家而已，是否可免其一死，留下来改造？”黄一江斩钉截铁地说：“没可留了！”他停了一下又说：“阿练 (当时革命派还没有同马列派合并，阿练是马共革命派的副主席) 曾打电报回来，要求留一个女的，理由是女的家属在本地，今后难于向家属作交代。其实女的更坏，破坏很多。”黄一江的上述这段话，已经是再明白不过了。我也就只好无可奈何地走出一江的家。
同日下午，我们四人先到约定地点，就地坐下来等国华他们，可怜的两位无辜者，还不知道死神即将来临。一会儿，国华他们从农村的方向向我们跑来，为了不愿意亲手伤害两位无辜的战友，我起身迎向国华跑去，借口问了一句：“环境怎样？”国华没有停脚，应了声：“不大好！”便和我察身而过。接着是紧跟他后面的那个同志也过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的背后响起了两阵枪声，枪声过后，我转回身来，两位战友已倒在血泊中。我们本能地把受害者的尸首埋好，回到营地已是夜晚 9点钟。隔天清晨起床后，我们 4个人都按照“红司令”(一江) 预先下达的命令向同志们说，已经把他们送出去了。对上述这些所作所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照办。否则，就是违犯军令。
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起造反的时刻，“红司令”对旧中央、北马局的所作的各方面的批判，许多在他们的言论上曾经极力反对，并保证自已今后绝对不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一纸骗人的空文。造反后十多年来，乱杀人的事情并没有停止，而是变本加厉。比如北马局要杀人，还得制造一个借口，把有关者定罪为‘敌奸’，然后杀害。而“红司令”却直截了当，把要求转去参加兄弟党者杀！把要求离队归家者杀！把那些批评他们在工作上犯错者杀！— 杀！
我的这种看法，后来证实有人与我同感。在第八支队投降后有一次，一位老战友告诉我，在八支投降前夕，黄一江在曼谷见到玉华 (即陈其的妻子)，她指着一江的鼻子骂道：“一江，你在八支杀人杀得起劲呀！造反时你规定了一条：要杀人必须通过参加造反的 140人一致投票通过才可以杀。造反后你杀！杀！杀！杀了这么多人，试问有哪一个是经过 140人投票通过的？”
另一件事情，大概是 83年或 84年吧！也是在八支同二区合并之前。有一天小兵 (是八支很有分量的一位州委级干部)找我聊天，他说：“很可惜，我们多年辛苦经营的这个家当，却没有人来接班。”我说：“多年来(当时已经是脱离旧中央北马局10多年之后),我们一直在演独脚戏，请看看我们白区工作怎么样？国际活动有没有进行？武装斗争失去这两方面的支持，就处于孤军作战。越南不仅争取中国、苏联阵营的援助，还尽可能地争取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支持。”小兵没有再讲什么，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谈话。
也许，是我的话刺痛了黄一江(仅是我的主观估计而已)。有一天，一江叫我去谈话。他说：“组织决定派你到外面去，任务是找苏联的关系，争取外援。找到后，我们提出每年援助泰币1千万铢，若对方提问我们的人数多少？可告诉他，有X百人”(现在已忘了当时他讲的数目字，超过我们的实际人数好几倍)。他又补充说：“包括民兵和地下组织是有这个数目的。”我的脑子里感觉到有点儿怪怪的，就随便说了一句：“我们要找人家做朋友，对待朋友态度就要诚实！”他说：“做人不好太老实！”我说：“现在就突进城市去，并没有什么作用，假如利用民运地盘，布置群干去做开路工作，可能更灵活又实际。”他同意了。我去到民运地盘，一面找线索，一面协助当地民运工作。大约两三个月后回队开会，他又告诉我：“这项工作暂时不做了，今后就主持这个单位的民运工作好了。”
弃甲归田后，也听到社会人士对马共的一些评语。一位马来西亚政界的人士说：“马共对马来亚的独立是有贡献的。”一个外国游客说：“马共的党员是好的，但是马共的领导不好。”我想社会人士的评语，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我是一个老粗，斗大的字认识不了多少个，而且自已以前在党军内部的地位低，知道的事情只是角落里的点滴，可是看到政治老千们颠倒黑白把刽子手说成圣诞老人，把一塌糊涂的工作，说得天花乱坠，感到恶心。加上有些朋友的鼓励，我也就提起勇气，克服困难，把它写下来，自知写得不伦不类，总算是历史角落里的一点点真实情况吧！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附录 (二) 少 坚 杀 人
据了解，当少坚 (后取名老章，一说原名陈章) 掌管“马列派”第25连 (类似“中队”编制) 时，杀害了不少战士。25连人数不多，下山后建立第4友谊村，村民约 70人。
2000年8月，第4友谊村同志们在追悼会上，曾将少坚从1975年至1982年所谓马列派内部肃反期间杀害的25、6名战士名单，列出如下(根据录音资料整理)：
尚有列为24、25的两人，已知为一对来自马境的夫妻，队名不详，少坚指示其警卫员将之杀害。
另有雪东，已知1975、76年间同另外两人也是从马境来的，一起调到25连，雪东过后失踪；同来那两人则被说成在枪炮失事中牺牲。
据悉：少坚也曾开列“留待观察”者的黑名单，准备以后一个个加以对付。
出席的同志们指出，上述追悼会之所以拖到“马列派”下山10多年之久才勉强能举行，这同少坚等领头人长期以来多方阻挠和蓄意推卸罪责有关。因此，在这个追悼会上所诵读的《悼词》中要特别点出，“在干部、战士的提点、教育和帮助下”，二区的领头人“终于认识了自已的错误和罪责”，让追悼会最后得以举行。
又悉，“马列派”领头人，在分裂后那段期间究竟杀害了多少同志，他们至今仍三缄其口，讳莫如深。第4友谊村同志们在追悼会上也发出呼吁，希望“马列派”其他友谊村的有关人员，能够不昧良知，正视历史，帮助弄清真相，让被冤杀的同志能够永远安息于九泉之下。
追悼会上，4村有个同志揭发说，原25连的政教组有6人，组长为杨江，组员铁坚、石海、江山、靖江等4人被认为持有不同意见而惨遭杀害，最后一个组员云川已被列入黑名单，后由于他成功调动到电台工作而得以幸免。这位同志指出，当老章 (少坚) 要对某一个同志下达处死命令时，更是一意孤行、蛮干到底。他问道：“请问仍健在的领导人，对此有何感想？是一念之差所铸成的大错；还是别有用心的结果？”
也有一个同志揭露说，老章除了把通过正当手续申请退伍的人员杀害之外，犹感不足，还亲自询问岩林、松涛等，若他俩要退伍，他可以处理。这不是设下谋害的陷井又是什么？
另一个同志指出，有好些被处决者，是由领导上安排调动，开过欢送会之后，在行军路途中被杀害的。他回忆其中一幕的情景时说，内定被处决者之中有些人在欢送行列中还高高兴兴地勉励战友们要坚持斗争，多作贡献；却万万没有想到，摆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一个死亡陷井。他说，例如江利，临死前还高呼口号：马来亚共产党万岁！这位4村同志痛心地指出说，活着的人啊，你们可知道，江利当时一定是认定，她是给敌特、伪组织的武装人员杀害的！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附录 (三) 不应再三缄其口
第四友谊村村民
（2000年6月）
2000年6月，第4友谊村村民联名提出意见书 － － 《不应再三缄其口》，指出“马列派”领头人不愿认真对待该村原部队 (25连) 被杀害同志的平反问题，并责问领头人为何至今对此问题仍默不作声、装聋作哑，不敢面对现实。意见书全文如下：－
马共 (指“马列派”以及后来的“马西共”－ － 编者) 下山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马共斗争，终于在我们这一代划上了句号；是非成败，后人自有评说。但是，如果历史的真相，不能被挖掘出来，后人是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答案的。
“为有牺牲多壮士；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先生的这句至理名言，确切地反映了中国漫长革命的真实历程。反观我国马来西亚的革命历史，牺牲了无数烈士的宝贵生命，却始终换不来一个新的天地，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
长期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在枪林弹雨中，在粮食短缺、营养不足、缺医少药，以及奸细、逃兵、叛徒的告密和出卖下，我们牺牲了无数先烈。然而，在我们党军内部，有好一部分同志，他们不是死在敌人的飞机大炮或枪口下，而是倒在自已同志的枪口下，尤其是在原马来亚共产党 (马列) 领导下的第25连队(简称25连)，大约在1975－1982年进行了一场内部肃反运动。开始是以肃清内部奸细为目的而展开的这场肃反行动，最后却变成个别领导人为达到个人目的“消灭不同意见者或以最简单方法处理内部矛盾”，而进行的肉体消灭行动。
从1987年4月28日全军下山到今天已有13个年头多了，有关方面对这一事件仍然是三缄其口，是装聋作哑，还是不敢面对现实？为什么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一段历史是不可能由后人来评说的。因为除了这批当年生活战斗在原25连的同志之外，其他人根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每一个参加革命斗争的人都明白，在激烈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一定会出现逃兵、叛徒、变节者，也肯定会有敌奸，我们不否定原25连队伍中被肃反的死者当中，会有敌奸。但是，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大部分人，却敢肯定其中绝大部分死者是无辜的，是冤死的。试想区区一个只有百多人的队伍 (前后进出25连的人次)，竟然处决了20个左右的“敌奸”，这岂不是说有六分之一的同志是“敌奸”了吗？这还不包括黑名单中留待“观察”准备以后要处决的同志。这些幸存下来的同志，他们一直坚持到马共结束武装斗争，一齐下山，参加泰王国政府的经济发展建设，这又说明了什么？
今天，我们希望现在仍然健在的有关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无辜死难同志一个清白，给他们平反。我们不是要讨还血债，也不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想为无辜死难者讨回一个公道。不然死者永不瞑目，而我们活着的人也不会有目无睹，任由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永远埋藏在心中；要知道，一手不能遮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段历史终究要大白于世人面前的。
** 这里，我们附上一份烈士及被处决者名单 (见《附录》二 )，以供参考。
(取材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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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贴者：816 @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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