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救国志向与实践

青年毛泽东的救国志向与实践

•宋文官•

以天下为己任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深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熏陶，践行“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圣贤之道，切身关注灾难深重的民族命运，遵循救国救民的主旋律，立下了“学不成名誓不还”、“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中国与世界”等宏大志向，孜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不断探求中认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并自觉为之奋斗了一生。

湖南自古以来地灵人杰，积淀了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被誉为“湖湘文化”。中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湖南独占石鼓、岳麓书院两院。诸多赫赫有名的学者云集湖南多个书院，使历代莘莘学子相传传统文化。其中，岳麓书院对毛泽东影响尤甚。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书院人才辈出的历史。自南宋以来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著名思想家均在书院就学或讲学，近代的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曾国藩等名人都受教于书院，逐步形成以性理哲学、经世致用、躬身实践为特征的湘学士风，影响着湘人历来崇尚气节，质直进取。毛泽东在湖南生活了27年，身心自然烙上了以“循天下之公”为内核的“湖湘文化”印记。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并于1917年、1919年假期两次介绍毛泽东入书院寄读。耳闻目染湖湘文化，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到青年时期，他已经熟读内涵优秀传统文化的历代典籍，深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真谛，特别是在修身立志方面精进获益。

1906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读了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书籍，特别是读了民主革命派陈天华的文集，深为叹服。1936年，他回忆说：“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针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呐喊出了雄心壮志：“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一定要干出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来，才不枉这一生一世。”1910年4月，由于荒年粮价飞涨，民不聊生，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有14人被打死，很多人被打伤。26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感慨地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进而联想道：“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他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很痛心，试图改变惨无人道的社会。这种朴素为劳苦大众鸣不平的反抗精神，逐步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思想萌芽。

1910年秋天，毛泽东来到东山小学堂。临行前，他改写日本月性和尚的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小学堂，毛泽东向同学萧三借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细心研读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名人传记，深深感动于这些杰出人物的历史功绩。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回忆，毛泽东在还书时与他交流心得：“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他怀有救亡革新的志向日渐清晰。

在东山小学堂撰写了《言志》、《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文章，以文言志，显示出有志少年的气度，在校内外广为传诵。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关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觉得新鲜而具有启迪，认为可求西学中用的形式革新社会。他非常欣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仿梁启超取号为“任公”，毛泽东在离开小学堂之前取名“己任”，意寓“以天下为己任”。

1911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顺利地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等刊物，了解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许多地方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当他在报纸上看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报道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主张。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学校倡议并带头剪掉辫子，还“出其不意强剪”同学的辫子。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他投笔从戎，在长沙革命军中当了半年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扩展了毛泽东的人生阅历，增强了“救世”的认知。

立志改造中国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渐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成为一切进步人士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对此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道：“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青年毛泽东顺应时代的大势，更加自觉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学5年半，完成了全面修炼自身的重要人生历程。一师原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仅一江之隔。一师《教养学生之要旨》规定：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同时，注重“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教学提倡自动主义，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当时，一师拥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这为毛泽东立志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1913年10月至12月，他在《讲堂录》修身一节中写道：“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他还在《讲堂录》里记录了许多思想家的经典思想：“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等。他非常热衷于学习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学科，积极探讨民主与共和、新思想与新文化。毛泽东常到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还成立了哲学小组，在杨先生指导下，与同学们广泛交流学习心得和时政观点。杨先生对毛泽东立志修身影响最大，可谓毛泽东人生的重要导师。在一师讲修身课时，他强调凡修身，必先立志；志存高远，则心自纯洁。他倡导修养一己之道德情操，“高尚其理想”，勉以躬行实践，不断“奋斗”，“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他认为做学问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具有分析批判的精神。这些精辟的思想和观点，助推毛泽东确定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毛泽东还坚持每天看报，对内外时事了如指掌，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养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15年5月7日，企图称帝的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毛泽东从报上得知消息后，在一师师生刊印的《明耻篇》一书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在1916年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在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和杨昌济老师的指点下，毛泽东逐渐将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学、新学，力图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认为改造国家与社会，必须从改造自我或“实现自我”做起，不但要实行“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而且要实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他在1917年8月27日致黎锦熙信中写道：一个人要确立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把求学读书、掌握真理、救国救民紧密结合，立志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与同学、友人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关心和谈论的是“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在组织新民学会时，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后来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彰显出毛泽东心中的理想与现实的吻合。

走俄国人的路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面对人生道路的抉择。恰在这时毛泽东从杨昌济先生那里得到消息，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8月，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安排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经杨先生介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毛泽东在此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和谭平山、邓演达等有志青年，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参加了著名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收益颇丰。毛泽东还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说。他后来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近7个月，阅读了许多在长沙读不到的书刊，结识、交往了诸多顶尖级的名流学者和思想家，大大增长了学识，开阔了眼界。特别是与陈独秀、李大钊相识，对于他世界观、人生观的重塑，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回到湖南不到一个月，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闻讯后，与何叔衡等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开展反帝爱国斗争。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湘江评论》在7月14日正式出版，设置“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文疾呼：“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顶着酷暑夜以继日地代笔补白。《湘江评论》仅出版了五期，毛泽东竟为之写了40篇文章。他在《湘江评论》二、三、四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满怀激情地呼吁：“天下者是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是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胡适在主编的《每周评论》中称赞：“《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尽管《湘江评论》因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而停刊，但在40多天里就出版了5期，每期销售5000份，在全国思想文化界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充满爱国激情的青年毛泽东也名扬四海。

在五四新思想大潮的有力冲击下，毛泽东求知求真的重点开始由书本转向研究现实问题及依靠民众改造社会问题，明确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五四运动在湖南得到响应后，无恶不作的湖南督军张敬尧敌视、打击湖南人民的爱国运动。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在京4个多月，他先后组织了7次请愿活动，并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毛泽东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起草了大量驱张稿件、呈文、通电、宣言，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最终迫使张敬尧溜出湖南。毛泽东把驱张运动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尝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1920年2月，毛泽东给好友陶毅写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要重点探求改造社会的目标和方法。

在京期间，马克思主义已开始广泛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大增。毛泽东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毛泽东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大量阅读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共产党宣言》等书籍。1949年进北平前，他在西柏坡还念念不忘李大钊对他的深远影响：“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5月，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与正在上海筹划建党的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期以及人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与南陈北李两位中国思想界的巨匠相继晤谈，是北京、上海之行的最大收获，对于其思想意识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湘后，毛泽东带着“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的认识，集中精力宣传新文化，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1920年7月，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经营《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以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编辑的《劳动界》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9月，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正式成立，毛泽东被推为书记干事。俄罗斯研究会还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16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俄国留学。

其间，他在同军阀谭延闿之流的斗争中，切身感受到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梳理比较，摒弃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认定“改造中国与世界，首先要造主义，要组织共产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于12月1日给留法的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说明“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这标志着他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正如毛泽东所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唯一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他对蔡和森关于“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复信表明：“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结论性地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8期，摘自2013年第2期《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