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阴谋论为何满天飞？

马航事件：谣言、阴谋论为何满天飞？

模糊中藏着各种可能性，会让人有失控感，而急于寻找确定感的人们，会不加甄别的接受信息。所以，各种大事爆发后，谣言、阴谋论会必然盛行，因为它们给了阴谋论信奉者一种虚假的控制感。

从航班失联第一天起，谣言、阴谋论就充斥每一个细胞

事实上，在马航MH370航班被宣布失联的第一天开始，各种谣言和阴谋论就盛行起来了。从最初各种“平安降落”的谣言，到“降落无人岛”的传言，在迟迟没有消息的时候，谣言和阴谋论的矛头有指向了这时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打开搜索引擎，输入“马航、美国”这样的关键字，就会看到如下消息：“没觉得么，马航就是一个阴谋，操盘者很可能就是山姆大叔。”“马航失联是美国的阴谋？”“马航MH370事件是美国彻头彻尾的阴谋！”“马航事件是一盘很大的棋！”

持阴谋论的人并不少，倾向强权政治的观点也很盛行。一条微博说，事故背后隐藏着大国博弈，“我怀疑这是个陷阱，让中国展示先进技术，以便了解中国的军事实力”。许多人认为，中国已展示太多。更重要的是，这种过度担心自我表露的动机，让中国比其他国家矜持——与世界分享技术信息。

谣言、阴谋论在坊间是如何普及的？

这些谣言和阴谋论的传播路径显然并不只依赖于互联网的线上传播，在线下中国的熟人社会中，口口相传的覆盖面即使并不广泛，但是威力恐怕还要大一些。因为在很多网络群体以外，不少中国人的认知所产生的逻辑推理——认知结构恰恰更适合这种谣言所传播的土壤。遇事就差敌情，归于敌人耍阴谋搞破坏的思维在中国坊间十分流行，连一半的家庭妇女也会无师自通。

而这一群体主要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数十年来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完全在潜意识的逻辑里接受了“美国是霸道反动而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头子”这一套意识形态式的语言。同时，这一群体的信息获取能力又十分有限，多数还是依靠传统的信息渠道，报纸、广播、电视甚至是口口相传，自然形成了一种狭窄简单并且是单向的定式思维，而且具有无可怀疑的“政治正确”。同时，这一群体的社交圈子相对固定且熟悉，相互的信任度也比较高，基本可以实现从“一点——多点”的传播模式。

持阴谋论的人并不少，倾向强权政治的观点也很盛行。

而这，恰恰符合了很多人的心理认知

说中老年人迷信谣言和阴谋论的人多，这主要是集中在线下，在互联网线上，信奉甚至迷信阴谋论的年轻人同样不在少数。这些年轻人表面上与中老年人不同，他们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也愿意与世界更多的接触。但是，由于中国人既定的思维模式和语境，以及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教育影响，拨开表面的繁华还是同样的底色。就像崔健所说的：只要毛泽东的照片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都还是一代人。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愿意相信马航MH370航班这一事件中的谣言和阴谋论还有特定的“时代性”因素。一是从小被教育的对科技的极端化认识，认为“科技即等于现代化”，而美国的科技力量足够强大，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第二个因素则是2008年以后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自豪”，“美国正在走下坡路，负债累累，而我们中国财大气粗，再也不怕美国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将年青一代也自行捆绑在中国的旧轨上。

这是似是而非的认知像烟花一样发散开来，在于世界接轨了三十多年后，中国人表面上与世界打成了一片，并且融入的也越来越深，但底色并未改变，一遇事，内心的潜在意识就被激发了出来。

在心理学上，这是不折不扣的被迫害妄想

即使已经有了马来西亚政府官方发布的消息，但事实上，马航事件至今并没有一个完全确定的答案，这让很多人不安，于是就依靠阴谋论来寻找确定感。而为什么又简单的将原因推给一个强大的主体？因为，将这个世界上各种灾难，确定的和不确定的，都推给这个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主体，是一个简便的归因。但是，这种归因，不折不扣是一种被迫害妄想。

你如何知觉外部世界？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将此分成四个等级。最好的等级，是你信任外部世界，并因此可以向外部世界倾注你的热情；次好的，是你将外部世界过度理想化；次差的，是将外部世界知觉为一个苛刻的存在，它会满足你的一些需求，但很苛刻，你稍有差池，它便会惩罚你；最差的，是你将外部世界知觉为被一个无所不能的迫害者所掌控。

最差的这个等级，即被迫害。被迫害妄想，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经典症状，患有此症状的人，会觉得他在被某个无所不能的人构建的一个加害系统所监视所迫害，自己的一切不幸和意外都是他和这个系统干的。

严重的阴谋论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被迫害妄想。第一，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有联系，它们共同都有一个强大的负责者，譬如美国；第二，这个强大的负责者与各种力量构建了一个简直无所不能的体系；第三，任何敢和它对抗的力量，都是了不起的，所以，持有这个论调的人，会很容易将各种不相关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阴谋论的参与者并不仅限于社会边缘人士，那些绘声绘色的叙述表明其作者具有神智健全的头脑和强大的叙事能力。

为什么足够理性的人都会去相信谣言和阴谋论？

谣言和阴谋论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固然有中国的特殊现实，但即使是在全世界，它们受追捧的程度也并不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65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中写道，阴谋论是这个国家中最受欢迎的消遣，在涉及某些好惹是生非的外国人时尤其如此。美国人总是暗自猜疑别人要对自己不利——这个“别人”可能是共济会会员、天主教徒，也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但近年来，每次有悲剧性事件发生时，网络上关于“假旗”(false flag)攻击和“危机演员”(crisis actors)的传闻都会铺天盖地——不是单纯地提出某个说法，而是就事实是否存在着迥异的另一个版本而展开辩论。

根据该领域内最新的科学研究，更令人惊讶的是，阴谋论的参与者并不仅限于社会边缘人士。那些绘声绘色的叙述表明其作者具有神智健全的头脑和强大的叙事能力，甚至某些最荒诞的阴谋论也可能建立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都加剧了阴谋论的危害性。根据费尔里·狄金生大学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有63%的美国登记选民至少相信一个政治阴谋论。

虽然心理学家无法确知我们的头脑究竟如何运作，但他们已通过调查和实验室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与阴谋论信仰密切相关的特质。2010年，斯瓦米与共同作者在科学期刊《心理学家》上对该研究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阴谋论的信徒更可能是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在政治层面持愤世嫉俗态度的人。此外，阴谋论在自我价值感较低的人中比较有市场。人们似乎是将阴谋论当做了一种应对不确定性和无力感的方式。

自我挖掘“真相”可以带来满足和心理安慰

达特茅斯学院的科学家保罗·惠伦表示，当一个人被无力感和不确定性主宰的时候，脑中一个名为杏仁核的区域就开始活跃。杏仁核基本上无法独立发挥作用，相反，它会发动其他脑区进入过度分析状态——反复评估信息，企图建立一段连贯易懂的情节，从而理顺刚刚发生了些什么，仍然存在哪些威胁，以及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这也就是互联网上常用的一个词语“脑补”，这种自我挖掘“真相”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即使这类“研究”并非无懈可击，也不会影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美好感觉。其实是，这是持阴谋论的人在下一盘想象中的棋。真实的世界充满偶然和意外，而头脑的世界，则很容易走向因果论，且将各种因素轻易联系在一起。

孔飞力在《叫魂》中写到：“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而个人理性一旦陷入群体，谣言和阴谋论就获得更大的市场

谣言和阴谋论本身的精美，以至让人爱不释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与他人分享，这固然是谣言和阴谋论得到大范围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人一旦陷入群体之中，他的行为举止观点想法仿佛立刻就经过了歪曲，与其自身的理性和利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其自身的各种素质诸如自由的意志、对意见观点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随之整个消失了。

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

没有什么可以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孔飞力在《叫魂》中写到：“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在《叫魂》中，术士通过妖术作法获得利益，而民众则通过指认这种行为，控告他们的敌人是术士并使用妖术便可以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谋取私利。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

谣言和阴谋论传播过程的可怕，在于盲目而难以控制于是显得骚动而情绪高昂。在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当中，群体被压抑的欲望迫切需要释放，这个时候如果恰好提供给他们可以实现自己对某些事物的渴望（比如权力）的工具，那么距离灾难或许也并不遥远。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写到，一次他和哥哥去看一个朋友，那哥们正站在一张世界地图面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想象自己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可以怎样攻下美国等等。其实，做此论调的人，在妄想着如何控制世界。

很多持阴谋论者，恰恰只是在满足内心的好奇，扭曲了带有社会倾向的信息。很多人的极端情绪正是被这些从未经证实的谣言和阴谋论所裹挟，而这又成为阴谋论者新的依据。这不过是一场嗜血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