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兰：恐惧已经死了

张素兰：恐惧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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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素兰     译者：Heartless      20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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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前，肯尼斯和我被几位香港记者问到是否会到李光耀灵前吊唁，肯尼斯回答说不 会。当被追问为什么时，他嘀咕着，好像是说没这个必要。这几位年轻的记者看来非得要到答案，于是转而问我。我也回答说，不会。他们追问为什么，我当时以排 队的人龙太长为借口。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对自己的答复，心里总是觉得不快。
在“全国哀悼”的那个星期，不时有邻居问我有没有到李光耀灵前吊唁，他们都是李 光耀的狂热粉丝，我简单地回答“没有”。我没有详细说明，他们也没寻根问底。我知道我当下的想法是我要尊重死者，我不想伤害那些提问的人，告诉他们那个死 者在他担任总理期间，是怎样伤害了我和我的家人。
在葬礼之前的几天，群聊一直充斥着在烈日下的人龙有多长、葬礼的计划和安排、巴士和地铁延长穿行的时间、和死者那些匪夷所思的成就等等信息。到了第六天，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信息，退出了那些群聊。我没有说明原因，这或许又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
那些知道我过去的朋友们不停地问我，有没有打算写些关于李光耀的材料。我是有这 个打算，但在这20多天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无法写出理性的文章。似乎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告诉我要保持沉默，不要去破坏那举国的哀痛，让他们平静地哀 痛。但是在李光耀死后的第二天，即3月24日，我就母亲的想法写了一段。我原本无意执笔，只是自然而然就写就了该文，似乎是母亲促使我为她而写。那天早 上，我曾到过我母亲的骨灰龛，那是她去世三周年的忌日。突然，我的姐姐开始谈论过去，谈论她自己和我妈妈。我原本不了解，现在才知道，她在我被逮捕后，到 底经历了什么和她是如何看待我的被捕。她是怎么厌恶那个死者，每当他的影像在电视上出现，她就关机。在回家的漫长路上，我记录下她的想法。我再也不理会李 光耀，我母亲的悲伤比他的去世和全国哀悼要大得多。当我写完并张贴在我的脸书页面后，我哭了。那个时间大约就是她三年前在家里去世的时间。
让我们再回到那几位记者。我想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我没能给一个诚实和直接的答 案？为什么我没有说我不会去吊唁，是因为李光耀曾不经审判，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就将我囚禁了两年半？我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可笑和愚蠢。这是我自己潜在的良知阻 止我自己说出一个诚实的答案。我很生气，这简直是荒谬。
想了几个小时后，我恍然大悟，原来真正的原因是“恐惧”，担心人们会认为我是个 坏人，尤其是在他们沉痛哀悼和歇斯底里的时候，担心他们会认为我是个愤慨、痛苦和不懂宽恕的一个人，没能做到有如大主教说的“向前看”。这就像强奸受害者 的反应。他们拒绝报案，因为他们担心，查案者不相信他们的话，甚至还有可能指责他们，说是他们自找的，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穿着引人干案。他们也担心 报案后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人身安全，担心公众的看法，担心他们的反应。这一切都太复杂，太危险和太吓人，所以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忘记那段恐怖的经历，然后 向前看。让强奸犯逃脱惩罚，犯下更多的罪行，让更多的女性受害。
意识到其实是“恐惧”妨碍了我给记者们一个诚实的回答后，我突然觉得解脱了，感 到心里一个沉重的负担被解除。我立即决定，如果下一个人问我会不会到国会大厦吊唁，我会告诉他，我不会尊重那个未经审判就囚禁老百姓的领导者，那个致使收 押者、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朋友造成了这么多伤害和痛苦的领导者。
那天晚上，一位在天亮前就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刚刚向他亲爱的领袖吊唁回来的 人，问我是否要去。我回答说：“不，就凭他对我做过的事，他囚禁了我两年半，我怎么能去给他吊唁？”他大吃一惊，问我为什么被监禁。我告诉他关于内部安全 法令，如果他还想知道更多有关于我的事，请他上网搜索我的名字。他说，他不知道伟大领袖的另一面。事实上，他的确不知道，很可能对我的回答感到震惊。那天 晚上，他问了两个朋友是否知道我的囚禁，一个说知道，另一个假装她不知道。

在1987和1988年， 李光耀和他的部长们以内部安全法令，不经审判就逮捕和关押了以下22人：

Vincent Cheng Kim Chuan 钟金全，教会义工
Teo Soh Lung 张素兰，律师
Kevin de Souza 凯尔文•德苏沙，律师兼教会义工
Wong Souk Yee 黄淑仪，研究员兼新闻工作者
Tang Lay Lee 董丽莉，律师兼教会义工
Ng Bee Leng 黄美玲，教会义工
Jenny Chin Lai Ching 陈丽清, 新闻工作者
Kenneth Tsang Chi Seng 曾志成，广告执行员
Chung Lai Mei 钟丽薇
Mah Lee Lin 马丽玲，工艺学院毕业生兼教会义工
Low Yit Leng 刘月玲，项目经理
Tan Tee Seng 陈智成，销售经理
Teresa Lim Li Kok 林利国, 出版商
Chia Boon Tai 谢文泰，工程师兼商人
Tay Hong Seng 郑方生，翻译员和字幕编辑
William Yap Hon Ngian 叶汉源，翻译员和字幕编辑
Tang Fong Har 陈凤霞，律师
Chew Kheng Chuan 周庆全，哈佛大学毕业生兼商人
Chng Suan Tze 庄瑄芝，工艺学院讲师
Ronnie Ng Soon Hiang 黄顺贤，工艺学院学生
Fan Wan Peng 范运冰，工艺学院学生会会长
Nur Effendi Sahid 诺埃芬德，国民服役人员

1988年，上述22人中的8位联名发表了一篇新闻稿，之后，连同他们的代表律师，也就是前副总检察长也是前律师公会会长的萧添寿，以及律师公会的理事常国基(Patrick Seong Kwok Kei)，再一次被逮捕。
在那两年中，有两位身在欧洲的新加坡人，公民权被褫夺，他们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 陈华彪，和在比利时的博士生Paul Lim Huat Chye。他们成了和陈凤霞一样的政治流亡者。陈凤霞当时也签署了新闻稿，但逃过了第二次的逮捕，因为她当时人在英国。几年后，萧添寿也逃亡海外，在这之 前他差一点就在1988年的大选中当选。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
李光耀的孩子和孙子们能够在他生命后期的病榻和葬礼随侍在侧，那些政治流亡者，包括那些早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已经离开新加坡者，却无法与他们在新加坡的亲人见上一面，或出席他们父母或配偶在新加坡的葬礼。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完全可以牺牲一些公民。我无从理解这样的说法。难道他们会同意自己或亲人被无理逮捕和未经审判就被收押？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清楚知道那些被他下令逮捕的政治对手的本性和特 点。他知道林清祥会是一位能与他匹敌甚至是比他更加能干的总理。他知道林福寿医生和傅树介医生都是与他不遑多让，甚至是比他更强的知识分子。他知道，赛• 扎哈利在马来族群中备受尊崇，完全有能力挑战他管理新加坡的方式。如果他们不是在冷藏行动中被丢进牢笼，关了一二十年，而是有机会参加1963年的大选， 说不定有他们参与的立法议会，会把我们的国家推向更高的层次。在国会里，原本有机会对国家更加有利的施政和立法展开真正的辩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一个人 和他那恭顺的内阁决定后就往我们喉咙里塞的各种各样错误的政策和法律。“两个就够”的生育政策，和新加坡公民与外国人婚姻的限制，很有可能没能落实，而我 们今天就不必为了日益萎缩的人口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发愁。各种语文和方言可能已经蓬勃发展，建立新加坡独特的和令人振奋的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社会。我们也 可能没有必要以赌场来推动经济，从而避免导致新加坡成为赌客充斥的国家。
那些在1987年和1988年被逮捕的许多人，由于在基层工作，知道依赖输入外劳以提振经济，却又不照顾他们的福利并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工资，势将带来危害。他们知道，政府这种外劳政策最终将会对我们的公民产生不利影响。
可这样的逮捕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政府听取了被捕者的建议，并与他们合 作，完善政策，今天的新加坡可能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说法，但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李光耀到底对自己的公民做了什 么，请别告诉我逮捕那些有潜力成为未来领袖者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也请别劝我向前看。
恐惧已经死了，我要求马上撤销内部安全法令。

张素兰1973年获新加坡大学法律荣誉学士学位，然后在已故大卫•马绍尔的指导下实习律师业务。1981年，她在阿裕尼开设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985年，她参与创办律师公会刑事法律援助计划，为穷苦的公众提供刑事案件的免费法律援助。
张素兰曾担任律师公会“司法专业修正案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其中一项修正案，是 意图撤销律师公会对立法提案提供专业意见的责任。她召开临时会员大会，高票通过一项议案，要求政府撤回法案。不久后，她被传唤到国会特选委员会供证，被当 时的总理李光耀大力质疑，但她坚定地捍卫自己和律师公会的立场。过后，她当选为律师公会理事会成员。
几个月后，即1987年5月，政府引用内部安全法令，未经审判就将她与其他被当局声称参与马克思主义阴谋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人一起被捕入狱。
2010年，张素兰出版了她的回忆录《蓝门之外：政治犯的回忆》，2009年她也是《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监禁和流亡的诗歌与散文》其中一位编辑。
她也是功能8 (Function 8) (fn8org.wordpress.com) 的创始成员。这是由一群公民发起的组织，他们认为有必要推动分享大家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经验，同时希望通过反思和公民讨论，让参与者为社会作出贡 献。功能8希望重启批判性的思维，从新振兴过往发展经济的权宜之计和陈旧观念，以重建人的尊严和自由，因为两者都是人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