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山深处─哀悼冤死的马共战士》读后感

前3中一名与红征熟悉的战士看到彼岸的《乱山深处─哀悼冤死的马共战士》后，有不吐不快的感觉，立刻写下他与红征相处时的所闻所见，给大家做参考。

今早（18/8/2015）在面子簿上看到东方日报彼岸的文章《乱山深处─哀悼冤死的马共战士》，里面写的是红征，大意是红征不该杀。彼岸是谁我不认识，不过想必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人，对红征被定罪及最后被杀的事一定是道听途说。作为曾经和红征一起从和丰森长途行军到边区，又曾与她一起在第6期新战士学习班里学习，我认为红征的悲剧是她自己造成的。
我是1976年4月上到霹雳州和丰的第5突击队第9武工队，我们在那里等待6突的几个新兵，红征就是其中一个。红征比我大一岁，那年我22岁，她应该是23岁。她是1982年被处决，应该是29岁，而不是彼岸在《乱》文中说的21岁。
红征一组人到来后，第9武工队为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我记得红征当时用英文唱了一首《毛语录》的歌——《世界是你们的》，由于他是对着老同志们唱，在场的老同志都笑了，觉得她老气横秋。
在我的印象中，红征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也不苟言笑。在长达2个月的艰苦的长途行军中，她表现得很吃苦。她的背包后绑着一把木制大刀，行军休息的时候，她经常舞着那把大刀，唱着《大刀进行曲》跳起来，令人觉得怪怪的。
上到边区，两三个月的新战士学习班生活，我与她较有接触是临结业时排练舞蹈的时候。由于她能唱善跳，学习班辅导员就让她负责一些文艺节目，她选中我跳她的《毕业歌》舞蹈。她经常把我当成《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我当时就觉得她似乎是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对待事物。
新战士学习班结业前的检讨与自我检讨中，她被我们男战士的辅导员批评得很厉害。那个辅导员曾与她一起起在5突生活过，他说红征很个人英雄，看不起干部和老同志。问题不止是批评的内容很尖锐，而且声色俱厉，我想一般的新同志肯定是受不了，但红征当天能不能顶住，由于是男女分开住，我无从知晓，只知道过后她还是一副开朗的样子。
以后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运粮、工作。每天早上集体在礼堂听《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文章，她都很认真地听。由于她很看不起文化低的边区女干部，与她们的关系不太好。与我们这些较有文化也不一定谈得来，因为她的态度比较高傲。
后来，敌人发动长达20个月的“围剿”，我在战斗队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她则随大部队退进深山老林。反“围剿”战斗中期，战斗队被召回会师。在短暂的会师期间，我只是早上吃饭时在礼堂见到红征，我主动过去和她打招呼，她老气横秋地说：“你辛苦了！”那语气很像领导慰问远方回来的战士。接着她就和我说她要写一部反“围剿”的小说，主要人物是3个女战士。我心想反“围剿”主要是男战士在打，你用女战士做主角明明是与事实不符。但我一路来总认为她是一个活在自己幻想中的人，也就不和她多说。不过，我发现当时的她似乎不如以前开朗，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其实这时她早由于一些举动而闹得部队不太安宁。
反“围剿”胜利结束后，队伍大集中，过后搞了一个大整风。这次的整风比较特殊，党委和常委多必须做自我批评和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其中一位常委被同志们批得很厉害。红征也非常无情地批评她。她一直骂那位常委很臭，甚至说那位常委是敌特。众所周知，红征以前与这位常委非常要好，经常与他用英语谈笑。
等到轮到红征时，从同志们对她的批评，我才知道红征曾和机要组中心勾勾搭搭，引起机要组中心爱人的极度不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表示对红征的一些举动不满。听到这些我很惊讶。整风的第2天，队伍派出一组人出发运粮，我和红征也在其中。在整风会上被严厉批评的红征起初还表现得很坚强，但在会途中突然哮喘发作，无法继续跋涉。队长要我和扫路同志留下等她。她当时躺在密林的地上，喘个不停，扫路同志叫我帮她推拿胸口，他在一旁警戒。在我的推拿下，她的哮喘好了一点，她站起来继续前进，但走了一段，又得停下来休息。就这样走走停停，我们离队伍越来越远。
在一次休息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要同流合污？”我有点愕然。后来的交谈让我明白，她看到队伍有好多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她认为我与她出身相似，也应该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却能忍受。我告诉她，我们是自己要求上到这个队伍的，我们应该设法调整自己来适应这个队伍，不能期望这个队伍来适应我们的想法。如果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吗就会弄到自己精神分裂，要吗就是与这个队伍越来越离心。当时她似乎是从我的说法中得到一些开悟，精神开始好了起来。
红征的问题就是对队伍不满，做出好些不能理喻的事情。当时领导上也一直设法挽救她，但她似乎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不听领导的劝告。在她出事前不久，有一次我小队的一个年纪比她小得多的泰族队员（此人没文化，人有点疯疯癫癫）生病了，红征突然来我的小队看他。以进小队，她就温柔地说：“XX你怎么了？”那种语调根本不像平时的她。接着她坐到那位队员身边，摸他额头，抓他的手，表现异常的关怀。这在男女授受不亲的部队里，明显是犯了大忌。我对她的这些举动非常不解。
红征与组织对抗的事一直没能解决，到了1982年甚至升级。那年，马共宣布把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易名为马来亚人民军。当时举行易名签名宣誓仪式。红征不肯出席，领导派人把宣誓书送到她的面前，她只要在上面签个名就行，不用参加宣誓大会。但她还是顽固地拒绝。最后领导下令叫她搬到礼堂舞台上，在那边写检讨。她从早到晚只能在舞台活动，不允许离开舞台。如果要洗澡或去厕所则有守卫跟随。领导上还让同志们上去劝她。有一位新加坡战士，平时也与她谈得来，上台去劝她，却被她骂。
我记得当时领导上是给她一个星期的时间悔改，但她我行我素，不肯悔改。最后被领导以“阶级异己分子”罪名处死。处死她后，3中各分队召开会议。我小队的那个泰族战士在我们的分队会议上拿出红征之前写给她的字条，上面写着：如果你能带我走出去，出去后我就嫁给你。”
我认为领导在处理红征的事件是很慎重的，也尽量给她回头的机会，是她自己放弃这些机会，一意孤行，才会走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