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必改、由衷平反

有错必改、由衷平反

发布日期：06-02-2015   资料来源：取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

关于平反，正如陈平在一次记者访谈时所说的，在国外他已感到肃反已经扩大化，并指示要进行复查；边区的中央北马局方面得到指示后也进行了多次内部检讨和复 查，为在肃反中被定为“内奸”、“改造员”等等名目者恢复了革命荣誉，但对于那些被处决者却没有深入复查和及时处理。回到泰国，三方和谈告一段落，陈平来 到北马局机关队，从而比较具体 地了解了肃反的情况，也听取了一些曾遭到肃反打击的同志亲自向他投诉对于扩大化的感受。接着，陈平在一个大会上，针对肃反问题明确宣布说，现在已经不是武 装时期，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尽量提出，不要担心处分或什么死刑的问题，这些已经没有了。他的讲话给有关人员的申诉，开了大门。 这时和平村正在破土兴建，战士们正在忙着“搬家”，组织上的物资、文件资料等等，都要紧急处理，大家忙得透不过气来 ；接着，1990年华人“马年”春节正匆匆赶到眼前 (1月27日是农历初一元旦；2月10日是农历十五元宵)，边区的同志要回家向亲人拜年。 4月5日清明节接踵而至，扫墓同样是当地世代相传的风俗，为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确实平反，让其亲属在节日来临时得以心头宽慰，已是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课题。陈平同志当时提出了对边区同志优先平反的意见，说服其他领导干部迅速处理平反问题：－ “人民是我们的父母，边区群众是我们的恩人，——-时间匆忙，我们不能花一年的时间，现在只有两个礼拜，所以，我们要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过去处决的同志用最快的办法处理。—— “过去，我们统统在一个大运动里面，——因为是生死的关头，不得不镇压，镇压的时候，牵连了一大堆，错杀了好一些人。——反正只要同单位熟悉他的同志、同港门认识他的乡亲认为他没问题的，就平反。—— “但是，在这些人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真的有问题的，给我们平反错了，我不敢说 (有或没有)，不过，我认为宁可这样好，我们先把他当作好人，将来有事实证明他是坏人，我们才来抓他是问。—— “另外，即使以后证明某个别的是坏人，我们也不一定要宣布，除了我们在内部讲之外。因为，我们公开宣布，对他家庭是比较大的打击。他家庭长期来支持我们，一下子被打成反革命家属，于情于理不合。—— ” 两三个月之后， 边区的平反、包括准备回马的同志其受害亲属的平反工作，都已宣告一段落，绝大多数被错杀的同志都得到平反，陈平便在一个会议上指出：－ “被处决的同志，我们有个统计，外面说得很厉害，说我们杀了一两百人；没有！全部70多(注15)。至于二区的5个，阿和带着中央的材料去，结果扣留了一批， 他们说这5个先处理，开会通过杀这5人。无论如何，阿和是根据北马局的名单扣留人的，这点，我们承担责任。—— (注15)：肃反中处决的人数－－陈平在这里指的是肃反扩大化期间十二支所处决的75人，有材料显示，其他单位也陆续处决了几个。和平后经过复查 (包括核查有关的记录、人证、物证，以及相关单位的同志出面保证等程序)，这些被处决者其中的绝大多数，即88人都得到平反，由组织上正式公开恢复其荣 誉，并追认为烈士；另有两个至三个则属于“必办”之列，得不到平反。 “关于在肃反中用了酷刑(注16)，的确有些是事实，有些同志太过气愤，领导上抓不紧，这点领导承认有责任。另一方面，搞酷刑搞得最严重的，不是我们同 志，而是阿良；还有，他把一些不该杀的也全部杀了，把我们的斗争搞乱了。—— 当然，北马局要负主要责任，这个没问题。—— (注16)：绑人与酷刑－－绑人，这是“肃反”期间，审问者对被扣留者较常使用的手段之一，结合边区部队的情况，这显然是错误的，不能与公安人员 或执法人员动用手铐的手段相提并论。据悉，被扣留者首先是关押在课堂或地道，然后个别被叫出来审问。如果审问者认为软的一套不行，便下令动用绳子绑人。 至于酷刑问题，据揭发，有个别受刑者的脚跟曾被切断，这是极个别被分配去执行死刑的人私下干的，领导人知道后立即加以禁止。这种酷刑之所以发生，缘自抗日 时期曾出现的一个事件，据说某个敌奸被“处决”后不死，还逃脱出去，并带日军回来掳掠和烧杀，后来，那个地区在处决奸细后，就有采取切断脚跟的做法。 “因为这个斗争很复杂，还正在研究中。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要很快作出(总结文件)是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事情分散了我们的精力。—— 现在半年过去了，要什么时候才能搞出来，我也不敢说。从领导上看，是希望越快搞清楚越好。 —— 争取在我们还没有回马建新党之前搞清楚。不然我们回去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接着下来因为原人民军成员3、4百人回马的问题，整整忙了两年半，后又因为陈平等领导人的回马问题被搁置，连带建立新党的计划也压着了，加上“和平村”里 众多留泰人员的生活问题又接二连三而来急待解决，因此平反的后续工作“要快也快不来”，但陈平并没有因此放松对最后几个个案的处理。据了解，越是深入检 查，高层的意见越难一致，不容易象早期处理边区被错杀同志那样的快刀斩乱麻般地解决。这里面有些个案明明是好人，但是给内奸利用了，再来搞造反，被杀了， 讲他是内奸就不好，讲他是搞分裂，搞反革命暴动，确是事实。另有极个别案子是不仅要打倒领导机关、打倒所谓修正主义的中央，而且是要来消灭领导机关，这就 涉及严重的党纪军纪问题 。因此，所剩的个案尽管不多，却不是能够一揽子解决的，而必须是一个一个地慎重处理的。 陈平在处理最后的几个平反个案中，显示了他在高层间独有的胆识和能够急人之所急，这并非人们所说的“他同肃反问题没有直接联系”或“没有心理负担”的缘 故，看来更关键的是由于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所使然。就以处理古宁、余洁夫妇的个案为例，1990年年中，“和平村”开始接受外界亲友来访，新加坡亲友问起 了古宁夫妇的问题，陈平就为此而操心(在中国时，陈平对古宁的儿子方宁很疼爱)。以后每年他都要搜集有关的材料和将所获得的事实同高层进行多次严肃的讨 论，直到1995年下半年的一天，高层终于取得一致意见，也就是为古宁、余洁平反，恢复其革命荣誉。据工作人员证实，陈平在第一时间内以长途电话发出讯 息，让身在澳洲的古宁的母亲吴采唐女士(当时她正留院治病)尽快知晓。据了解，吴女士原是1950年代进步团体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主席，其儿子、媳 妇如今得以恢复革命名誉和授予烈士称号，对她是莫大的安慰，多少能抚平长久以来的心灵创伤。1996年7月21日吴女士因病去世，新加坡百多人集体刊登的 挽联为：“护雏舍身，家长恩情总难忘；与子并驱，民运史册呈异彩！”(注17) (注17)：古宁、余洁平反－－1950年代，古宁(方小浪)妈妈吴采唐是新加坡华校学生家长联谊会主席；古宁是新加坡农民协会副秘书。母子俩双 双在当时反殖运动中积极发挥作用，因而遭到殖民反动当局迫害，妈妈被逮捕入狱经年，儿子则遭驱逐出境到中国。古宁后来转到边区上队，于1970年肃反中在 中央机关队被错误地处决；古宁的妻子余洁，在另外一个队伍(十二支机关队)当医生，由于蒙受多重打击，自杀逝世。 1990年代，古宁、余洁得到平反，授予烈士称号。外间对古宁被错误处决、余洁自杀逝世以及后来夫妇双双平反的情节，有些传闻是不准确的，由于信息缺乏，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方面却蓄意散播充满别有居心的说词 (例如由反共心理战专家编辑出版的 《我要活下去！》等)。 古宁的姐夫以林雁为笔名写的《永恒的虹影》(2001年12月于雪州加影出版)一书，对许多革命烈士包括古宁的英雄事迹都有正面的记述, 但对古宁夫妇被错误处决和最终光荣平反的描述，却也引用了某些错误的传闻，包括转载了《我要活下去！》的某些说词，令人不无混淆。 为了澄清舆论，不妨首先看看《我要活下去！》是怎样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由反共心理战专家炮制，假借投敌分子秀兰(原队名妙兰)名义，于1980年代在吉隆坡出版的反共心理战宣传品。据悉，武吉安曼(马来西亚全国警察 总部)心理作战组主任林清凌(Lim Cheng Leng之音译)曾写了一本叙述其上司杜志超 (C.C.Too)反共事迹的英文书，即－－The Story of A Psy Warrior Tan Sri .C .Too (《心理作战专家丹斯里杜志超的故事》),书中第15页有一些自爆内幕的记载： “杜志超帮助我(林)准备了一份特别心理作战的出版资料，原名为《从共青团到突击队》。出版之前，星报出版社的玛格烈.黄(Margaret Wee)帮助我将它改写为故事，并建议定名为《我要活下去！－－ 一个前女共产党员为党斗争的惨痛教训》。 “杜志超对全书作了修改，并撰写序言。本书采用假名作者“秀兰”，她身为一个共产党员，脱离森林生活后，追述1970年泰南马共整肃新兵从而导致’一党三 分’的经过。这是他(杜)同我(林)对马共领袖们进行心理作战上的最后一次通力合作。” 说到阿苏，他是抗日初期在“9•1”事件中负伤冲出日军包围的一位马共中委，抗英战争中期受委派前往中国，工作了整10年，中共同志从长期的打交道中，都 说他是好人。阿苏后来在边区领导马共党军对敌斗争以及在合艾和谈等重大方面，都作出了特出贡献。当然，阿苏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是起着主要作用的，必须负 起应有的责任。那时，阿苏是边区领导机关的第一把手，即使后来老谢来到边区根据地承担主要任务，阿苏退为第二号人物，但在肃反中他仍然是实际的主持者。同 某些中央北马局领导人一样，阿苏最大的问题是脱离群众，在阿秀或名陈瑜(阿苏妻子，特别队党委第一书记，原名陈玉莲、陈淑雅，她曾在中国沿海考察和学习反 蒋帮特务的工作)等人错误推行“逼供信”审讯的包围下，轻信假材料，铸成大错。但根据当时的情况观察，这决不是所谓阿苏要“毁党灭军”，正相反，是因为他 非常担忧由于遭到内奸破坏而使组织蒙受惨重损失。以下，就以阿苏承认处理错了的周彤个案 (注18)，作为一个实例：－ (注18)：取材原特别队干部周彤同志的回忆材料－－《我所认识的阿苏》。 1970年，二区事件后周彤 (在二区时队名朝阳) 夫妇跟随阿和回来机关队，夫妇俩对肃反的冷静态度引起同志们诸多议论，气氛很紧张，阿苏也看在眼里。不久后的一天，阿苏通知周彤说，其妻子秀华有问题，组 织上要扣留她审查。被审查几天之后，秀华获得释放，回到小屋同周彤住在一起。阿苏接着交代周彤说，秀华在小屋里谈什么问题都可以向组织上反应，因为组织还 可以进行观察。据周彤事后反映，他认为阿苏的态度是光明磊落的，绝不是要搞阴谋诡计陷害他人的那种人。阿苏对自已手头的材料很执着，但也不是绝不看事实、 绝不听别人意见的。1970年10月，秀华在一次敌机轰炸扫射中不幸身中数发子弹而牺牲了。在转移到新营房后举行的追悼会上，是阿苏亲自宣布秀华为烈士 的。 可是，事过没几天，阿苏却找周彤去谈，几句之后，开始了以下的对话：－ 阿苏：组织上知道你有政治问题，不过没有什么，你坦白交代出来就可以解决。 周彤：我参加组织以来，历史是清楚的，组织上可以彻底调查，如果查到有真凭实据，证明我有政治问题，怎样处置我都可以。 阿苏：这样你不是认为组织肃奸都是错的吗？ 周彤：对于某人是否内奸，组织上说有材料证明他是，我不能没有根据地说他不是，这是相信组织的一个原则，我尊重组织的决定；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不能毫无根据地说他就是或者不是 (敌奸)。 阿苏：你的话看来有分量；但是组织也是有根据的。你可以回去好好考虑，想清楚再说。 周彤原本以为阿苏会暴跳如雷，但看他在激动一刹那之后，态度还是平静了下来。在那个时候，“有政治问题”换句话就是内奸有份，个人性命和政治生命可能断 送。阿苏也没再找过周彤，周彤的工作也没着落，象是“靠边站”，联系到当时大东这样的领导人和一些高层干部也被处决了，情况的确严峻。周彤意识到自已也会 被杀，因为那时有些品质差的人，在逼供下乱说一通，同时，种种迹象显示，可以肯定有非常阴毒的内奸弄些真真假假的东西以搞乱领导，其阴谋十分恶毒。因此， 周彤写好了一封给陈平的信，作为《绝命书》，日夜放在衣袋里，准备万一被扣留时向组织说明真相，让领导人有所考虑和警惕，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 白。 大约过了一年，老谢与阿苏约见周彤，阿苏传达组织的结论，通知说他的问题已经弄清楚，证明没有问题。周彤也交出了《绝命书》。 许多干部都和周彤有同感，他们深知阿苏有一说一，毫不含糊。有理有据时，王爷国公他照打；一旦别人拥有真凭实证，不管对方地位高低他都服。阿苏不是搞阴谋 诡计乱杀人的那号家伙，但他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包围中，所得到的多是虚假的资料或者误中了敌奸的圈套，作出了错误判断，以致党军蒙受巨大的伤害。这之前， 阿苏已对肃反扩大化问题作了连番复查，但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复查并不彻底，如果不是过早逝世的话，在事实面前，可以相信他终究是会俯首承认错误的。 有消息说，1989年，阿苏在临终前的病榻上痛心地指出自已在“肃反”上犯错。但就总体而言，阿苏为了谋求党军组织安全的苦心、为维护革命利益而进行“肃反”的本意，还是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理解和谅解的，被判定为好人犯错而干了坏事。总之，这是很不幸的，是惨痛的教训。 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的一个多月里，马共中央迅速重新审查了20多年前在边区党军内部的肃反案件，于1990年1月20日，发布了一个决定，题目为《中央北 马局关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肃反斗争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中央优先解决了被错杀和被伤害的边区出生的同志的平反问题，并于1月底完成传达，让 边区同志回家过农历春节时可以向有关亲属说明真相。 针对上述《决定》，作为当时还在世的中央北马局主要负责人的老谢与阿和等，曾向下山后进住和平村的干部和有关同志们作出反省和检讨。据老谢说，过去肃反时，领导上为什么会犯到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正如《决定》所分析的，有着客观和主观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说，是敌我斗争尖锐复杂，确实有奸细打进了部队，我们不能不对敌人的奸细活动提高警惕；而且，我们的游击队没有稳固后方，处理肃反事件不能 不匆促从事，没有充分时间调查研究；加上苏共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错误影响。.......... “从主观方面来说，是领导人在肃反问题上的思想观点有严重错误，过高估计敌人派遣敌奸打进我军的实际可能性、严重性和危险性，以及领导人在思想方法上的主 观主义错误，分析情况和判断问题主观武断，不能实事求是。这样就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容易犯到把同志当为敌奸。” 老谢进一步解剖指出：－ “过去我们在肃反斗争中，起指导作用的错误观点之一是，斯大林提出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也有人译作‘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斯大林所 说的‘堡垒’，就是指共产党。他这句话就极端强调了敌人派遣奸细打进共产党并从内部破坏共产党的实际可能性和严重性、危险性。过去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特 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亚非拉地下的共产党，都接受斯大林这个错误观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要打倒党内走资派，他认为走资派不仅是在党内，而 且是在中央内部。毛泽东的这个错误思想观点，来自斯大林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的错误观点。过去我们党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个错误观点，过份强调了 敌奸打进我党并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实际可能性和严重性、危险性，再加上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错误，这样，领导人在领导工作中就容易犯到轻易怀疑同志，看 到一些不平常或不正常的现象，就会认为是政治问题，认为是敌奸活动，以致产生错案，误杀同志。 “从客观方面来说，我们的处境也确有实际困难，特别是我们没有稳固后方，对于一些有嫌疑的人，没有适当场所可以暂时安置他们以等待调查，不处理怕他们逃走，带敌兵来进攻；要处理又怕搞错，错杀同志，左右为难。这样，有时就会误杀同志，有时又会被敌奸逃走。 “无论如何，肃反扩大化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严重错误，我们必须认真接受这个惨痛的教训，特别是要从思想观点上和思想作风上来纠正我们的错误。” 在场见证的干部和同志们至今应该记忆犹新，老谢讲话后，即同北马局其他领导人一起走向受害烈士家属面前一一道歉、请罪。顿时，整个会场的空气凝固了，老谢 等领导人低着头，垂下双手，一动也不动，仿佛能挨骂挨揍心里才会好受些。烈属们嘴唇抖动，眼泪夺眶而出，不知是谁开声痛哭了起来，也有人靠在领导人身旁低 泣。干部同志们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拥向前去，慰藉着难忍悲痛的战友。好久好久，大家才回到座位。无论是经历过肃反扩大化那些时日煎熬的老同志，还是更多 未曾经历的较后上队的同志，大家都深深感受到，我们这个队伍毕竟是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我们的受到伤害的同志毕竟是深明大义的。只有象这样的队伍 和同志，才谈得上向历史交代和负责。 承认肃反扩大化错误和决心改正这个错误，需要有无私无畏的付出和革命大度。众所周知，在战场上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就义的烈士，是大家尊敬崇拜的英雄，悲 痛的烈属们都会为自己的亲人成为烈士而倍感自豪。然而，肃反中被误杀的同志，他们是在自己人手中枉死的，尽管得到平反、追认为烈士，对此，无论是领导、同 志还是烈属，心灵的伤痛都难以磨灭，这里，需要有更高层次的革命大义、胆识、忠诚和历史责任心。就以老谢为例，1960年代后期他受党的委派前来边区根据 地，负责中央北马局的领导工作，任第一把手。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外他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较大，初到边区，没能正确地对待当时边区在《新方针》下行之有 效的三大政策。于是，北马局的主要领导任务自然而然地仍落到了更早已在边区负责实际领导工作的阿苏身上。更令人遗憾的是，一同来边区的老谢太太林锐，违抗 党纪军法，始终不听规劝，最后老谢不能不“挥泪斩马谡”！试问世间，情何以堪？ 《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马共中央立即为被错杀的同志进行平反。据阿成口述，平反工作根据的原则为 (注19)： (注19)：《马共中央的平反原则》－－根据阿成在论述肃反扩大化及平反问题时所列举的七个要点整理而成。 1)、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2)、调查研究； 3)、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4)、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主动交代者奖； 5)、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6)、纠正冤假错案，给被误杀者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 7)、每个被误杀者发抚恤金两万铢。 阿成也证实说，在肃反扩大化中，中央机关队有16名、十二支有75名，总共是91名被处决了。经过重审复查，错杀的88名同志都得到平反 (见附录二)，追认为烈士。绝大多数被平反者的亲属都表示，今后仍旧同党保持同志和朋友的良好关系。 资料来源：取自《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