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軒，當醫生，不能只賺取金錢

黃軒，當醫生，不能只賺取金錢

在病房裏，醫護人員給予病人的人性關懷，如一開始是要眼神接觸，然後聆聽病人，妥善地解釋病情，都可以溫暖病人的心，並讓病人的焦慮與不安得以撫平。人性關懷並不是給予貧苦的人，而是病人已經在臨終時，我需要伸出我的手，告訴你說，“我不會讓你痛苦而死。”

來自台灣的黃軒醫師，是胸腔暨重症專科醫師，他認為，醫生有很多，但是，各自的品格和天賦因人而異。醫療的標準作業程序都是一樣，為什麽做出來的感覺不一樣，因為少了投入熱情和誠懇。當醫生，不能只賺取而已。

記者：馬來西亞的重癥安寧與臨終關懷在民間有在進行著，不過醫院反而不普遍。能否請你，從國外角度提供意見？

黃軒：重癥安寧與臨終關懷在馬來西亞的民間社會已經走得很前端，但是，政府的醫護人員卻還無法配合與滿足民間對臨終規劃的需求。如今，有些民間團體也在推動和呼籲政府機構參與，可惜的是，醫生和護士在這專業上顯得不足，然而，唯一無法控制的是衛生部的政策，以致我很想認識在馬來西亞推動臨終關懷專業人士，也很願意協助這裡的人推廣臨終關懷，以讓我作為一個身在台灣的馬來西亞人能提國人生活品質的使命。

在台灣，醫學生規定每年至少必須修10個相關人性關懷的學分才可以換執照繼續執業。除了在普通病房和民間，我們正在推動急診和重癥的臨終關懷，所以，台灣的臨終關懷能夠成為全世界安寧品質醫療排行榜的亞洲第一，馬來西亞則排行第38，表示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日本剛開始推動安寧療護時，首先固定教育醫護人員們，接著不斷在醫學院開課，慢慢從選課變成必修的學分。馬來西亞若要做到這樣，就需要找相關的專業醫生來討論。我這次來演講時，座談會場上有一個重癥病人的家屬跟他分享說，他不能接受馬來西亞加護病房的醫護人員不解釋任何事情，醫生擁有最終話事權，即使簽了很多同意書但他還是不能接受那些醫院的政策。

醫療需要人性化處理，家屬不須操心病情，病情可由醫生來負責。不過，我通常會和家屬坐下來解釋病情，主要的原因是要評估病人家屬的情緒、情況、是否有支持，這是很重要的。

如今，馬來西亞最缺乏的是能推動臨終關懷及家庭規劃的專業醫生，我非常樂意回國分享與傳承自己的經驗，如果我們能做得好的話，就能造福我們的下一代。

記者：我們時常聽到安寧病房，然而，什麼是重癥安寧？

黃軒：重癥安寧是當病人已經進入癌癥末期的病危狀態時，我和團隊就會以非常專業的急重癥知識和技能來解救這些病危病人或解除緊急狀態。舉例來說，一個癌癥末期病人一直在吐血，輸血和打針都沒效了，雖然醫護人員一直口說安寧，可是，這情況病人和其家屬無論如何都無法得到安寧，沒有人願意看見他們陷入這種困況。

我的職責就是讓病人睡著，用內視鏡把出血點切壓，病人還沒睡醒之前就要把管子拔掉。病人得到緩解，也就獲得安寧了。這需要高知識和高技能的專業醫護人員卻鮮少涉足於重癥科或臨終關懷。我的工作夥伴都是胸腔內科，我本身集胸腔內科的專科、重癥內科專科和臨終關懷專科三把刀一身。可是，如果我帶著這三個專業回來馬來西亞卻無法發揮所長。

倘若馬來西亞的衛生部制度不作改變，就只能靠民間的安寧療護推手在非體制內推動。臨終關懷或重癥關懷也是一樣。在馬來西亞缺少主要靈魂人物，醫生扮演的是獨角戲，台灣卻是由一個團隊來配合，這是分別之處，體系完全不一樣。要落實與推動重症安寧，醫生必須要有專業知識，也需有道德品格，安寧需要有貴能的人才在這領域。雖然這些病人過兩三個月就往生，但卻提高了病人活著的素質。

記者：安寧關懷強調不急救，讓許多人誤以為放棄急救就是放棄治療，這是錯誤的觀點嗎？

黃軒：我所謂的要急救和不要急救是不一樣的東西。不要急救就是說當癌癥末期真正沒有辦法治療的時候，你就不要插管。這時要依靠醫生的能力了，如果有高本領和技巧的醫師就能把病人解救出來，好的醫療效果是病人一生中最燦爛最珍貴的效果，盡管到最後這兩三個人會死掉。

放棄急救，是病人到達無法恢覆、治愈的階段了，我們就不要去急救，讓他們安寧地離去。如一個病人已經簽了同意書，但我還是幫他做內視鏡把他的腫瘤切除，讓他的不舒服得到處理。可以治療的時候就趕快去治療，還要處理和去除他的不舒服。

普通病房或門診的病人有足夠的時間去想怎樣去醫治，因為他們的病情也算穩定，可以用一兩個月的時間去思考；急性病房雖然比普通病房急，卻依然還能夠用一兩天的時間去想，然而， 重癥病房的病人卻是生命危在旦夕， 是需要分秒必爭的。

記者：你認為馬來西亞若要實踐重症安寧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黃軒：要上下一起合成。民間的意願是很強烈，因為大家都有同一個安寧的觀點，但醫療教育體系還是不足，我們要想盡辦法去解決不足之處。

這裏的醫生有很好的待遇，醫生為了賺多一點就對病人多做一點，在法律上，醫生只要盡了標準作業程序，就不需要負上其他責任，這是沒有感情的醫療服務，這時候就靠醫護人員自己的良知了。所以我們要當真實的良醫，並不是只持標準作業程序來對待病人及其家屬。

醫生的素質很重要，因為病人家屬根本不知道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的家人是否適合繼續治療。所以，馬來西亞的推動要從教育專業人員開始。但是專業人員的定義很廣，我們需要指定面對第一線生死的專業醫護人員開始，他們有義務和責任協助病人和其家屬，這樣病人就可以舒服地走完他的一生。這部分在馬來西亞很缺乏，且很難推及，原因是醫療費太貴，病人負擔不起醫藥費，家人也花費了很多就自然而退了。但是他們沒有想到在這個過程中躺在病床的病人已經受到多少折磨，那些病人沒辦法回過來跟你說他們有多痛苦，我們這些專家卻知道。

記者：馬來西亞的情況，可能是政府或醫療機構未必有這個概念，醫生護士又可能無法兼顧這樣多的身份，所以沒法相互配合，那要如何進行？

黃軒：對的，馬來西亞現在面臨的難題是醫生獨自操作，沒有團隊配合，不過這是政策問題，不關個人的問題。我們很難去改變政策，但是我們可以改變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個人教育。對於急重癥病患，如何去做好關懷而善終是我們的神聖使命之一。

一開始你們都會覺得很難，可是馬來西亞的好處是民間已經開始了，缺少的是作為主軸的醫生去發展及擴大。 醫護人員屬於政府的一部分，所以醫護人員要反映這個設定給政府知道。目前馬來西亞沒有這個設定流程。這個流程沒有辦法馬上設定，至少可以從舉辦醫護人員的研討會下手。

記者：馬來西亞是三大種族組成，你認為多種語言與多元種族是不是一個難題？

黃軒：不會，因為死亡是一模一樣。我們可以翻譯這篇報道、專欄或我的書去其它語言，然後登在各個媒體，他們就能吸收這個概念了。這樣就能讓更多人知道醫院的故事，醫生、護理人員，病人和家人的角色，這些都很需要調整。

記者：黃醫生本身是馬來西亞人，你有想過為馬來西亞做什麽嗎？

黃軒：今次我回來就是要為馬來西亞推動重症安寧。馬來西亞的舞台不一樣，台灣和馬來西亞的醫生的角色和工作文化都不同，政策我們管不了，但是加進神聖的醫護責任就能不一樣了。

剛開始時，我們要先提倡和引導正確醫護觀念品格出來，慢慢就形成一個方針，然後就形成風氣，這過程需要時間。

記者：重症安寧的醫生的工作與普通醫生有更高的壓力，是什麽影響你對這工作的熱忱？

黃軒：因為看到太多病人和家屬在病危的時候的恐懼，病危的時候他們最恐懼。可是醫護人員最冷漠，例如在病危的時候，只叫病人家屬簽一大堆文件而不是解釋。

在台灣，安寧醫師有好幾百個，不過，重癥安寧很少了，大概十幾個左右。我是特殊人才，不只是嘴巴說的，我強調說要盡全力去把病人救出來才有用。走到這地步，我覺得好神奇。當你走入這領域，你就會慢慢發覺這領域需要你在哪裏，你就會把自己歸納在那個地方。我28年前也沒有想到我會走到這裏。

我的臉書（Facebook）裏的一些朋友是我的病人，甚至病人的家屬，我是很真情的醫生，所以很多病人家屬都會跑來謝謝我，有時候門診塞了二十幾個人，全部都是家族只為了要來跟我說聲謝謝。 我很感恩，這也是我的成就，這舉動讓我知道我做對了事情，而這可以深深地鉆進他們的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