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共产党史：被遗忘在丛林中的华人革命

马来亚共产党史：被遗忘在丛林中的华人革命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二战期间，马共建立人民抗日军，进行抗日游击战，成为抗战的主力。1945年8、9月间，英国重占马来亚，于1948年6月20日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其核心是疯狂镇压马共前抗日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对此，马共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并于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当时的马共总书记是陈平（华裔，广东潮汕人）。 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共约3000人撤至马泰边境泰方一侧的亚拉、陶公、宋卡、北大年四个府（省）的丛林中，以求休养生息。这里山多林密，重峦叠嶂，便于隐蔽；又有铁路直通马来西亚、新加坡，有海港可达香港，是国际犯罪集团毒品走私的必经之地，部队易获经济来源；此外，这里政治力量交织，民族矛盾复杂，既有泰共的游击队，又有依靠国外背景、想脱离泰国成立的“北大年共和国”的国土分裂集团。马共巧妙地迂回于这些矛盾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尽量避免与马、泰两国地方军政的正面冲突，而且协助泰政府打击国土分裂集团，并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如开办夜校，组织医疗队，为穷苦百姓送医送药，鼓励控制区居民向泰政府纳税，以改善关系，等等。这就使当时颇得泰边境民心的马共得以在泰国的领土上生存20多年。1982年，东盟第15届外长会议强调东盟国家须加强团结，并各自清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 泰国陆军第四军制订出“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11号计划”分三阶段各个击破泰共、马共和国土分裂集团。消灭马共是其计划的第二阶段，时间定在1982年的7月3－27日，计划24天完成。 据泰军方介绍，驻扎在泰马边界泰方一侧的马共军队有3个团，共1200名官兵。第10团驻陶公府，第12团驻亚拉府，第8团在宋卡府。余部分布在北大年府、沙敦府。在这几个府的丛林中，还疏落散布着彼此有联系的几十个营地，控制着有5万居民的乡村。马共能控制的地区，在亚拉府约500平方公里，在陶公府约100平方公里。 最初，马共对于泰军的猛攻是估计不足的。当他们摸清泰国官方的意图后，才开始分兵抵抗，转移军火。当泰军占领大据点时，他们已分成小股隐蔽于丛林中，开始游击战或越界入马了。 泰军“11号计划”的“围剿”战绩是：攻陷了马共3个团的团部，占领了17个连、营级营地及生产基地。使他们丧失了经营多年的藏身之所，丢失了后勤基地、情报文件站及干部训练中心。然而马共最大的损失是在战役结束之后。 不久，一些马共高级领导人纷纷响应泰国官方提出的3项放下武器政策。（三项政策即：一、凡是放下武器者，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二、下武器后，不受监视或坐牢，免除判罪，就业自由，保证人身安全；三、其子女可以出国，可以自由上学、就业和结婚，不加限制。）最后投降的是马共总书记陈平。时间是80年代末。陈平是第一代领导，1982年当权的已是第二、三代领导人了，派系矛盾恶化导致遇到重大军事行动时不能互相配合和支持，无法统一行动。领导人投降后，部队溃散，终于导致马共军队彻底瓦解。 马共，这个作为与中共关系最为紧密的共产党，在坚持了四十多年森林游击战、创下世界最长久森林游击战争记录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终于结束了她的生命，永远的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资料陆续解密，使得我们能比较完整的回顾马共的一生，那段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 从1927年底到1928年初，随着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大批中共党员不得不转移到时为英属殖民地的南洋（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在这里他们与组织上重新取得了联系，建立了中共南洋临时党支部，后改名为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南洋临委。为团结当地各族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中共南洋临委后又改名为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1930年4月30日在现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劳附近的一个橡胶园里，马来亚共产党正式宣布成立，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出席了马共的成立大会。 马共成立之后就迅速渗透到个矿山、橡胶园，大力领导工人活动，开展反帝反殖运动，因此深受英殖民主义者的仇视。为此，英殖民当局在1933年成立政治部以对付马共。在1931－1935期间，仅新加坡一地，英警总共对马共采取了432次突袭行动，拘留了226名被嫌疑为马共成员者。这些被拘留者由于大部分都是中国籍，过后多数被遣送回中国。 就在马共日益受到打压，生存空间日渐恶劣之时，国际政治局势却在这个时候起了根本的变化。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泰国及马来亚登陆。超过10万英军，在3万日军的进攻下，竟然在未经大规模的抵抗和战斗的情况下，节节败退，并在九个星期之后，即1942年2月15日向日军投降。此时，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早已全面爆发，大部分由华人组成的马共随即组织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展开了抗日游击斗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共游击队的大部分武器，竟然是从英军在战败逃亡时，所遗弃的武器中拾来的！游击队活动迅速蔓延到马来亚各地。

        在日本统治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虽然马共中央屡遭破坏，大批高级干部被捕遇害，但仍与敌人进行过345次战斗，其中主动进攻敌人240余次，共毙伤敌人5500余人。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上万人的队伍。在马来亚四分之三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 然而，就在1945年8月日军投降、到英军9月底重新登陆这一政权真空时期，马共中央总书记张红（即莱特）不但不去建立全国政权，反而以共产国际的命令为由，将已经到手的革命果实拱手相让，宣布解散将人民抗日军，并将已经建立的各级人民政权全部移交给重新登陆的英军。 1946年底，共产国际代表来到新、马地区。而一直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派来马来亚的代表的张红在这时携款潜逃。原来这位总书记居然是法国、英国、日本的三重间谍！1947年3月马共召开中委会议，委任陈平接任总书记。 张红后来在1947年8、9月间在曼谷街头被几位原为中共南洋党支部的华侨党员偶遇，随即他们试图抓住张红，在搏斗中，张红被掐死。可是损失却是无法挽回了。英殖当局此时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为了打击马共，英殖当局于1948年6月20日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疯狂镇压马共前抗日人员及其他左派进步人士。由于之前马共还处于合法状态，因此大批公开身份的马共成员来不及转移而被逮捕。对此，马共中央决定转入地下，重新进行武装斗争，并于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马来亚人民解放军。 当时的马共在华人社会及工人中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马共不断组织工人罢工，并破坏橡胶种植园和矿山，同时，游击队员不断发动零星攻击，甚至在1951年10月5日，在福隆港那场击毙了英国驻马最高专员葛尼。可是马共始终没能建立起自己的解放区。一度被宣布为第一个，也是马共历史中唯一的解放区——话望生（Gua Musang），仅仅在五天后，就重新落入英军的手中。葛尼被击毙后，邓普勒中将被任命为英国驻马最高专员，他上任之后，加大对马共武装的打击力度，同时实行毕礼斯计划以截断马共同其群众基础的联系。 在当时，马来亚的总人口中，马来人占43.3％，华人占44.9％，印度人占10.4％，华人俨然成为马来亚最大族群。而马共在华人社团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打击马共的群众基础，英殖当局捣毁约五、六十万村民的家园和农作物，用武力把他们强行移殖到数百个四周围着重重铁刺网并日夜受到军警监视的“集中营”（后来发展为目前的新村）里，目的就是为了断绝马共和垦耕者的联系。英军还在森林上空撒化学药剂以破坏解放军在森林中的粮食种植基地。甚至雇用264名婆罗洲达克族人，以猎人头的原始办法，狩猎解放军人头。同时，马共在斗争也不断犯下策略错误，马共号召工人砍倒橡胶树，破坏矿山，使得马共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而没收身份证，焚烧巴士和攻击公共火车更是让普通老百姓觉得恐惧。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此时的马来亚民族独立呼声也日趋强烈。面对马共高举反对殖民统治的大旗，为了防止马来亚落入马共的手中，英殖当局也不得不同意允许马来亚独立。代表马来人利益的政党——巫统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在于英殖当局进行独立的谈判中，巫统为了捞取政治筹码，假意与马共进行和平谈判，即华玲和谈。 在谈判中，马共要求承认马共为一个合法的政党。与此同时，在放下武器之后，应确保他们的自由，包括不被拘留和审讯。要求遭到了拒绝，接着马共又认为如果马共无法被承认为一个合法政党，那么，他们应该被允许参加现有的政党，或成立新的政党（非共产党）；在放下武器之后，应确保他们的自由，包括不被拘留和审讯。可是，回应却是“如果马共要谈判，他们首先必须投降！” 马共拒绝了投降的要求，华玲和谈宣告破裂。 此时作为马共群众基础的马来亚华人却不幸成为英军与马共战争的“夹心人”，受尽苦难，许多华人被英军拘禁，或被逐出境，甚至被抢杀，几十万乡区华人被赶出他们生活了几代人的村子，他们的屋子连同财物很多就这样被英军一把火烧掉。英政府还准备把这些已经两手空空的乡区华人集体遣返中国。在此环境下，马华公会宣告成立，马华公会宣称代表马来亚华人的利益，与马共断绝任何联系，并建立反共自卫团，同时与巫统建立政党联盟共同参与马来亚大选。 马华公会使得马共丧失了大部分群众基础。马共的处境日渐艰难，直到60年，马共游击队完成战略转移，北撤到马泰边境的丛林之后，马共游击队才算站稳阵脚。 马泰边境的丛林山多林密，重峦叠嶂，便于隐蔽；又有铁路直通马来西亚、新加坡，有海港可达香港，是国际犯罪集团毒品走私的必经之地，部队易获经济来源；此外，这里政治力量交织，民族矛盾复杂，既有泰共的游击队，又有依靠国外背景、想脱离泰国成立的“北大年共和国”的国土分裂集团。 马共巧妙地迂回于这些矛盾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尽量避免与马、泰两国地方军政的正面冲突，而且协助泰政府打击国土分裂集团，并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如开办夜校，组织文工团，为居民进行文艺演出，组织医疗队，为穷苦百姓送医送药，鼓励控制区居民向泰政府纳税，以改善关系，等等。这就使当时颇得泰边境民心的马共得以在泰国的领土上生存20多年。 60年代的东南亚正是共产主义革命最澎湃的年代，越共、老共、缅共、柬共都由于和中国或互相接壤而能接受到中国革命输出的大量援助而最终取得政权，可马共同中共的关系最紧密，却由于地理位置不能获得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基本上处于自力更生的状态。中共能给予的更多是精神上的支持。 事实上中共对马共的形势也非常关心，从60年代末，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就一直呆在中国，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并不时将中共的最新指示传达给丛林中的马共指战员。就在马共站稳脚跟之时，中国国内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深受中共影响的马共也不能避免，从1969年开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当时由于马共中央的几名主要领导人如陈平，拉昔迈汀及阿都拉西迪都在中国，马共中央的权利由实际上由马共北方局领导。当时马共北方局的领导人错误的认为党内混入大量的敌人奸细，很多被怀疑的党员不经审问就被处死和清算。一时之间，马共内部內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虽然很多高级干部对肃反持怀疑态度，并赶赴北京同中央领导商议，但是，马共的中央领导们似乎对此不置可否。 在此情况下，中央的权威遭到挑战，马共开始分裂。1970年2月15日马共革命派从马共中分离出来，到1974年8月1日，又分离出马共马列派。虽然中共中联部几次调和，但马共分裂已成事实。马共的分裂无疑给了本来就日渐西幕的马共再一次沉重打击。 1983年12月马列派与革命派宣布合并，组成马来西亚共产党，由张忠民及一江分別担任正副主席，正式与陈平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分庭抗礼。 进入八十年代，泰国国内局势逐渐平稳，政府对自己境内存在在一支庞大的共产党军队越来越无法容忍。1982年，东盟第15届外长会议强调东盟国家须加强团结，并各自清除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在此情况下，泰国陆军开始制订“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 在“军事围剿”前，泰国就派宣传队进入马共半控制区向群众反复宣传政府的政策，派医疗队给人治病，出钱出人在当地修桥造路；并不失时机地开办反共的“基础课训练班”，瓦解马共及泰共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对马共诱放下武器共创社会经济繁榮，提出了3项“优待”政策：一、凡放下武器者，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二、放下武器后，不受监视或坐牢，免除判罪，就业自由，保证人身安全；三、其子女可以出国，可以自由上学、就业和结婚，不加限制。这些的政策确实产生了效果。 1982年7月，泰军对马共基地发起了猛攻。最初，马共对于泰军的猛攻是估计不足的。当他们摸清泰国官方的意图后，才开始分兵抵抗，转移军火。当泰军占领大据点时，他们已分成小股隐蔽于丛林中，开始游击战或越界入马了。此次围剿马共并没有丧失多少人员，但是，几个经营多年的主要基地都被泰军所占领。而且这几个主要基地刚好都是分裂出来的马共马列派和革命派的基地，所以即便不久以后两派合并组建了马来西亚共产党，但仍然已不能改变其势单力薄的事实。 因此，在1987年3月，泰国政府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谈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決定停止武裝活动，向泰国政府放下武器。 随着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放下武器，马共中央派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中国政府和党同东南亚共产党只有道义联系，邓小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也发表声明说从那时开始，中国视它与马共的关系为必须加以遗忘的历史。 终于在1989年末，在中方、泰方和马来西亚三方的推动下，马共开始了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谈判。谈判最后同意接受马共“体面的投降”。至此，这个在丛林里战斗了四十多年的政党走到了她生命的尾声。 如今，当年的那些华人马共战士们仍然生活在边境丛林中，他们仍然都说汉语，他们的孩子也都接受华文教育，他们仍然对自己当年的追求的执着理念不后悔。或许在他们的最心底，他们还是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革命失败的原因，毕竟，那里是马来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