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战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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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

正说反说

有人说中国语言真叫博大精深,
正说反说都有理……
其实,生活本身就不是非黑即白,
看似“矛盾”的语汇,
体现的正是多样的社会现实,
多面的人生感悟。

1、光阴似箭 VS 度日如年
2、出淤泥而不染 VS 近墨者黑
3、兔子不吃窝边草 VS 近水楼台先得月
4、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VS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5、人定胜天 VS 天意难违
6、在天愿作比翼鸟 VS 大难临头各自飞
7、宁可玉碎,不为瓦全 VS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8、瘦死的络驼比马大于VS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9、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VS万般旨下品,唯有读书高
10、人不犯我,我不犯人VS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1、苦有善报,恶有恶报VS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12、车到山前必有路VS不撞南堵不回头
13、一个好汉三个帮VS靠人不如靠自己
14、退一步海阔天空VS狭路相邃勇者胜
15、小心驶得万年船VS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6、金钱不是万能的VS有钱能使鬼推磨
17、得饶人处且饶人vs有仇不报非君子
18、明人不做暗事VS兵不厌诈
19、百事孝为先VS忠孝不能两全
20、邪不压正VS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1、人定胜天VS天意难违
22、双喜临门VS福无双降祸不单行

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

泰国反对派为何反民主

韦伯:上街的泰国反对派为何反民主?

进入2013年以来,泰国“黄衫军”在首都曼谷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要求现任总理英拉下台,并且在英拉同意下台,表示要解散议会,重新进行大选之后,反对派首领素贴拒绝了英拉重新大选的要求,并坚持要求总理、国会上议院院长、国会下议院院长全部必须辞职并把权力立即移交给他本人所在的非民选的“人民委员会”手里,而并非由现任政府担任看守内阁,直到通过新的选举之后再移交给在选举中赢得多数的党派组阁。 

一个反对派的首领发动游行,在首都破坏秩序,冲击占领政府办公场所,要求现任民选政府下台也就罢了,居然还公然要求将国家权力未经民选就交给自己所在的组织。而现任政府总理居然还在议会否决了反对党的不信任案之后,应允了游行组织者的要求,同意内阁下台,而不是宣布紧急状态,出动军队和警察驱逐示威者,并将其首领及主要组织者逮捕送交法庭审判定罪。这一切让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生出疑问:难道在当今世界不是通过正当程序产生的民选政府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难道一个组织无需经过选举、推选等任何途径,只需走上街头就能够推翻现政府,然后不经过任何合法的选举,就控制整个国家?

那么是什么给了素贴如此胆量呢?或者应该称之为底气。如果我们更深入了解泰国的形势,就会发现素贴的背后还站着城市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军队以及以国王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而在执政的为泰党一系列施政纲领如增加乡村基金、减税、延期还债、廉价公交,提高教育质量等惠民政策的受惠者是数量巨大中部、北部和东北部的普通中下层民众,而触犯了南部传统中上层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双方的举动了,英拉选择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是因为他并没有办法让敌对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军队和警察驱散敌对派的游行队伍,而在赢得了人数众多的中部、北部、东北部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后,她有足够的把握在接下来的重新选举中赢得胜利,重新组阁,所以她才采用以退为进的措施。而素贴敢于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对手在军警部门的虚弱,他拒绝重新选举,要求英拉立即下台并将权力移交到所谓的“人民委员会”手中则是因为,他知道现在如果进行选举的话,敌手必然获胜,他打算通过“人民委员会”接手政权,然后采用某种办法削弱对手后,再进行选举,给自己的政府涂上一层合法的油膏。无论是英拉还是素贴他们的举措都和对“民主政治”的信仰无关,而是清楚认知敌我力量对比之后做出的理智选择。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2006年9月,泰国军方也是在反对派大规模游行之后,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当时的总理、现任总理英拉的哥哥他信辞职,次年司法部门强行解散泰爱泰党,而泰爱泰党正是当今执政党为泰党的前身,直到今天,他信依然流亡国外。时隔七年,泰国军方会不会重施故技呢?

635235889527321367.jpg 22日,泰国示威者围堵英拉住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选政府的虚弱。的确,他信和英拉通过民主选举,借助他们对底层民众的影响优势,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民选政府的光环无法确保他们的政令切实执行,甚至当反对者起而用非法的手段攻击政府时,军队和警察却坐视旁观,而如果民选政府的支持者用武力保护自己的党派与游行者发生冲突,军队就借口国家的秩序受到破坏,逮捕国家的元首和执政党的干部,宣布该党派非法。“民选政府”的光环就好像圣经里涂在国王头上的圣油一样,看起来漂亮得很,但到了关键时候啥用也不顶。

我们再看看反对派对他信的指责:“大权独揽”、“腐败”、破坏了传统,古往今来的改革者身上插着的羽箭中总是有这么几枝。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企图分给罗马平民土地,结果被元老院的贵族们以企图成为国王的罪名杀死;凯撒企图废除债务,让陷入高利贷陷阱的意大利人从半奴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结果被大高利贷者布鲁图刺杀了,布鲁图却给捧成了刺杀独裁者挽救共和国的英雄。历史就是这样吊诡,其实如果我们究其根本,就会发现这些罪名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油彩,他们最大的罪名就是触犯了中上层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泰国反对派可以容忍英拉和他信登上权力的宝座,也能够容忍他们大权独揽,腐败更是小事一桩,但是他们无法容忍英拉和他信从他们的面包上切一块,去补偿泰国中北部的农民。正如在北京上海的大部分小资们要求通过民主票选的方式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如果这位通过民主票选上台的领导人要改革高考制度、采用全国统一的录取分数线,那绝大部分北京上海的小资们也一定会群起攻之。抽象的民主永远是斗不过现实利益的。

在这个世界上,政治民主化从来不是真正的目的,普罗大众要求获得选票并不是为了每四年去投票站打发一下午的时光,而是为了通过这一手段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经济地位。而那些视民选政府为无物的既得利益者也并非反对民主,而只是为了反对普罗大众利用选票来改变现有的对他们有利的利益格局。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是因为他们尊重普罗大众的选票权利,只不过他们能够用其他办法使得普罗大众无法在选举中发挥自己的人数优势,侵犯到自己的利益罢了。民主只是开始,只是通往经济地位平等的某一条路径,而远不是终极目的。当普罗大众发现这条道路是一条断头路,无法通向他们梦想的终点,自然就会转向另一条道路。

创建了一个新中国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同志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
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克服了千难万险,在几次危急的时刻力挽狂澜,出奇制胜地挽救了革命,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一个四分五裂、内乱不已、匪患不绝、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统一(除台湾等岛屿)和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新中国;一个饱受列强欺凌和宰割、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一个由地主、官僚、买办乃至洋人主宰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谈到这些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人们首先不能不想到毛泽东同志对党、国家、人民和民族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改变了100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统治,废除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两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同志又适时地、创造性地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是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对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国家统一,实现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大团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是毛泽东同志不懈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终究在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经过中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说来是相当快的。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当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国防尖端技术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关键时刻,他一锤定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他说:“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在他的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在发展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出了许多重大成果,填补了许多空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此后我国在两弹一星以及航天事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时刻高度重视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害中国的安全和尊严。他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他敢于顶住来自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力,不管它是多么的气势汹汹,彰显了中华民族刚强不屈的骨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她以一个保卫世界和平、主持正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力量,站在世界舞台上。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许多重大国际战略,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尊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彻底摆脱了旧中国那种“弱国无外交”的险恶处境。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总起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为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打下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不断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前者为后者打下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将这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互相否定。
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中国共产党
近代以来,为了救国救民、改变旧中国的悲惨命运,无数志士仁人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力量纷纷提出各自的救国主张,有改良的,也有比较激进的。但是这些主张都不灵,没有一个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情况就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名党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很不成熟。从一个幼年的党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党,直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这中间有胜利,有失败;有前进,有后退;有壮大,有缩小;有正确的时候,有犯错误甚至是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包括“左”的和右的,并上升为理论,反过来又指导革命实践向前发展。就这样经过多次的循环往复,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从一个幼年的党变成一个成熟的党。对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贡献,而贡献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毛泽东同志。
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最大,不只是因为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根据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的党建理论,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套完整的党建学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并称之为“一件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同志完整的党建学说,是经过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0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延安整风时期全面确立起来的。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如果要对毛泽东同志的党建学说作一个概括,最主要的可以归纳成这样几条:关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关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路线;关于维护团结统一、维护中央领导权威、坚持集体领导的政治原则;关于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和方法;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注意力集中到防止党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情况发生上。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他不断向全党敲警钟,并采取了许多重大步骤及具体措施加以防范。他把这个问题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最厌恶的是官僚主义,在老百姓面前摆官僚架子。邓小平同志认为:“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方针,使我们党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党。她以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千锤百炼、经验十分丰富的党,是唯一能够团结、凝聚和领导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众多民族和广大国土、情况十分复杂的大国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仅仅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积弱积贫、极端落后、被人看不起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是我们党所遵循的,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这个军队开始的时候是很弱小的,其主要成分是农民,又带有旧式军队的影响。要将这样一支军队改造并建设成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军队的建设都曾作出过不同贡献,但作出贡献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毛泽东同志。
为建设和培育这支军队,毛泽东同志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从三湾改编决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古田会议总结建军两年多的经验作出决议,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整个红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基本形成。以后,经过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如规定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三八”作风;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规定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实现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等等。如果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军队的唯一宗旨;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军队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军队要实现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
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导和培育下,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内外敌人,解放了全中国(除台湾等岛屿)。这是一支听党指挥,与人民血肉相连,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官兵不住民宅而露宿街头的事迹,被广为传颂。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这个消息感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说:“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只是体现人民解放军性质、代表人民解放军形象的千千万万事例中的两个具体事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组织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军队建设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军队也由单一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多军种多兵种组成的军队。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人民过和平生活的神圣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又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是一支最有组织性、最有战斗力的生产大军。
这里特别要提到毛泽东同志对建设空军和海军的重视和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提出,我们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还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亲自点将组建这两支队伍。为了在实战中锻炼和提高年轻的空军队伍,毛泽东同志让他们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前线,同世界上头号强大的美国空军在战斗中较量,使我国空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毛泽东同志对发展海军尤为重视。他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又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先后在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他们都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建军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言简意赅、内涵深刻,同样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基本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创立了一个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
上述毛泽东同志的三大历史功绩都同毛泽东思想密不可分,新中国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壮大和成熟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成长和强大起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这一切。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体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统战、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都有大量科学著述。而贯穿于其中的精髓是他的哲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当年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在讲到如何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曾特别嘱咐:“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 “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 
毛泽东同志把产生于欧洲的先进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汲取中华文明之精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这个理论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并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它具有彻底性、深刻性、严密性、实践性等特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体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理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就变成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如此。在这里,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同志本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他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东西来。”这就是说,一种科学理论要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才能产生出来。毛泽东同志这些切身经验之谈,对于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涉及党的光荣历史,涉及党能否团结一致地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所以,邓小平同志力主在《历史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写好。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警告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和精辟概括。今天重温这些论述,仍然很有必要。《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沿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其中许多基本原则、基本思想是直接从毛泽东思想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包括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中国由弱到强、由衰而盛的伟大转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

网络的影响力

华文世界的网络是世界上最热闹,最嘈杂,最舆论化的网络,作为舆论平台,确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1)反映社情民意,政党和政府可以通过网络上个各种信息和议论,了解社会情况,群众情绪和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各种意见和建议。
2)进行舆论监督。一些腐败案件最先在网络上爆光,官员的不当言行遭受猛烈批评,政策和举措接受网民批判,至使尊重民意,重视舆论监督的教育。
3)参与公共事务。网民通过网络关注国家大事,议论国计民生,实现政治参与,培育公民意识。
4)疏解不满情绪。任何社会都会有部分人群对现实不满,这种不满情绪需要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宣泄出去比压制它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不断宣泄实际上起著疏解的作用,网络提供了一个宣泄渠道和疏解方式。不可忽视的是,网络谣言随之大行其道,侵权等乱象纷呈,严重损害了网络的健康发展。
:-)胡蓝山-著 
摘自:广角镜493期

2013年12月25日星期三

习近平: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警示

习近平: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牢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警示


2013-12-26 15:09:48

今天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特殊日子,中共中央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刘云山主持。

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都是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伟大人物。

习近平强调,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坚持好、发展好。

习近平强调,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性的认识,勇于攻坚克难,敢于迎难而上,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我们要继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刘云山在主持会议时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面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内涵和时代要求,强调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认真学习领会,很好贯彻落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座谈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先后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北京市、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毛泽东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以及出席“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

座谈会前,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厅,向毛泽东同志坐像三鞠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敬献的花篮摆放在坐像正前方。习近平等随后来到瞻仰厅,瞻仰了毛泽东同志的遗容。

2013年12月24日星期二

陈平与马共领导

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陈平与马共领导的斗争兼谈两线制与政党轮替 ——2013年度21世纪联谊会家庭日交流会纪要 日期:2013年12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餐厅。 出席者:近百人(主要是会员同志) 主持: 阿荣 提纲介绍:方山 1.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马共的武装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事实是这样吗? 从战争的历史上看,只要一方认为可以用武力解决或消灭另一方,便不会与另一方坐下来平等或公平和谈;另一方只能在战场上被击溃和消灭,或者签下屈辱的投降书。 《华玲会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英殖民者认为它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因此非要马共投降不可,但陈平拒不投降。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1970年代末,它对马来亚人民军第12支队活动的勿洞地区发动“20个月大围剿”,结果无功而返,而马共的边区根据地又日益巩固和发展。另外,马共方面也能审时度势,打打谈谈,争取泰方的支持,因此,马方在武力解决无望之下,只有接受和谈,共同把英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战争给予结束,三方签下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但有需指出,马方在签下《合艾和平协议》后是心有不甘的,因此它搞了不少动作,例如,不给协议签署人陈平回国,甚至陈平逝世后其骨灰也不给带回国供奉等等。无论如何,《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并在国际社会见证下签署的,具有法理的公信力,因此,马方当权者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政治代价的,既要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沦为国际上的笑柄。 交流补充; 《合艾和平协议》之所以能够签订,最根本的原因是吉隆坡政权无法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假如可以用武力解决马共的武装,特别是1970年代末它的20个月大“围剿”军事行动得逞,吉隆坡政权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谈,更不会有《合艾和平协议》,这是我们认识问题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从1978年6月到1980年1月,吉隆坡政权对马泰边区中段的马来亚人民军第十二支队,发动了长达20个月的大“围剿”。它轮番派兵2000人进入森林,建立15个据点(堡垒),其他大部队则在森林外围和马泰边界一带布防、巡逻、轰炮以及进行后勤、医务、空运和交通运输等,现场例常兵力保持在万人以上。其目的在于击垮边区人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第十二支队。 第十二支队坚决进行20个月反“围剿”,主力部队撤进深山,避开敌人锋芒;同时派出多支战斗队围攻进入森林的敌人据点。在20个月反“围剿”中,各单位同志们紧密协同,英勇战斗,开展战斗57次,共歼敌360多人,击落敌直升机1架,击伤8架,缴获敌人大批弹药。在我方狙击战,伏击战,地雷战的打击下,敌兵进入森林,只能龟缩在据点,不敢轻易活动。 到了后期,马兵完全被动挨打,只好陆续退出森林,进入泰农村骚扰群众,但引起泰方不满,马兵最后退出泰境,吉隆坡当局的大“围剿”宣告失败。 反“围剿”胜利后,我军各部队加紧大运粮、大囤粮,直到下山时,单单囤粮就可供应部队全体口粮十年八年不成问题。与此同时,武器装备(特别是装雷技术)也大大提高。并且,在中央北马局领导下,花费几年时间,在军队里开办全军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共领导马来亚革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高指战员思想理论水平,为往后新的斗争形势,做好各方面准备。 那些人说什么我军打不下去了,只好接受自称的“和解”(实际上是“变相投降”)等等,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马方消灭不了我们,加上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也对和平越来越有利,我党我军在谈谈打打过程中争取主动,表达和解诚意,审时度势提出“制止殖民地战争延续”的策略,得到各方的同情和赞许,也争取到泰方的认同和支持,最后马方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达成“光荣和解”。 有人担忧,马方向来不守信用,签订了协议会反悔。这是意料中的事,但也须看到,《合艾和平协议》是向世界公布的,具有国际道义的,马方当权者做出违反《合艾和平协议》的言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受到国内各界的谴责,也会沦为国际笑柄,它将削弱自己的政治信誉,自毁执政根基。 2.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是吗? “陈平与马共是属于武装斗争的,与和平斗争挂不上勾”,这种主观成见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马共是我国第一个出现的现代政党,它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也是它本身所宣示的两个突出的特质:热爱和平而又经历长期武装斗争考验。 马共来自人民,与各族人民有着紧密联系,人民的遭遇和要求,它感同身受,对和平和人类尊严有着莫大的向往与追求。因此,它首先是个热爱和争取和平的政党。在我国历史上,二次大战前的反法西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日本投降后争取自治独立的和平斗争,马共都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在和平道路走不通,武装斗争处境下,马共也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和平解决战争的倡议,例如华玲和谈、合艾和谈,都是马共首先提出并作出了自已最大努力。历史一再证明马共是一个热爱和平并经受武装斗争长期考验的政党。 交流补充: 马共是“武装”与“和平”两手兼有的政党。马共进行“武装”斗争,那是敌人逼出来的;马共领导“武装”斗争,那也是由于形势和历史的召唤。 马共及其领袖陈平,在争取和建立和平方面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当和平的道路走得通时,马共绝不会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马共始终被排斥在和平斗争之外,始终被剥夺进行和平斗争的权利。 3.最近,有人宣称:左派运动已经完全走下坡,特别是21联谊会这个来自武装战线的联谊会组织,他们批判“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结果在“5•05”大选中,既不能反对“国阵”,也不愿支持“民联”,导致群众模糊了方向,显然,左派无异在自我边沿化等等。这样的分析正确吗? 众所周知,这些说词完全是主观成见,与事实不符。 21联谊会的成员在《会讯》和其他场合,曾经对某些人的所谓“两线制”和“政党轮替”理念,提出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在理论上而言,“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换句话说,“两线制”和“政党轮替”只是国会民主制的外衣,不是内容。 有的人提出必须“为实现两线制而斗争”,不知是否是说,应该像有人提出的“反对国阵,但不应踩死它;支持民联,但不应让它一党坐大”,否则,又将回到“一线制”了。这样的理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吗? 事实上,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公正平等、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谁要求改革,主张“人民主权”,反对贪污滥权,坚持多元团结,就全力给予支持。谁贪污腐败,专制滥权,与民对立,实行种族主义,就坚决反对。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怎么会“模糊”方向? 正因为21联谊会的成员和各地老友们坚持了原则和立场,所以能在“5•05”大选中,深入群众,进行大量实际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和作风。反观一些善于唱高调的清谈家,实际工作并不关心和重视。只会批评指责别人,却不会拿镜子照照自己。 交流补充: 对于“两线制”和“政党轮替”,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盛气凌人,也没有反对或否定谁。这是基本的民主权利。 对于两线制,我们并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我们只是说明,英国人制定给我们的是西敏寺议会制度,是多党议会制,而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在朝的执政集团(或阵线)和一个成型的或不成型的反对党集团(或阵线)。独立后,就出现两个阵线的抗争,即: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人民社会主义阵线同维护英殖民主义利益和官僚买办集团利益的执政集团——巫华印联盟的抗争。而现在,则形成了以高举“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为老大的国民阵线同主张“人民主权”的人民联盟(即民联)的对峙。 国阵执掌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和其他十一个州政权,而民联则牢牢控制着槟城、雪兰莪和吉兰丹三个重要州属的执政权。可以说,在我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治联盟相抗衡的局面。但有些人却在不断高喊为“实现两线制”而奋斗。不知是对明摆着的现实视而不见呢,还是对两线制另有独特的定义?他们把所有不跟他们唱同一论调的都归类为“反对两线制”。 对于政党轮替,这只不过是多党议会制度中,选举输赢、政权更迭的一个现象,并不具有对错或好坏之分。关键是轮替上台的政党是否为了人民的利益,是否民主和公正,是否廉洁奉公。好的政党上台,能为人民谋幸福,坏的政党上台,只会为自己和朋党搜括财富。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把“政党轮替”当成实行两线制的“前提”。似乎没有造成政党的不断上上下下,两线制就没有实现。我们说满足于为政客抬轿,忙碌于欢迎和欢送政客们上台和下台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人十分不高兴,或许这样说不符合他们的理想吧!? (二一老友记者•山川•2013-12-18 整理)

毛泽东思想

人民日报刊原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文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2013-12-25 06:16:25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人民日报》今天发表文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文章指出,创建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同志的三大功绩,而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这一切。文章重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以下为文章全文(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逄先知)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都作出过这样那样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其中的佼佼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

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同他的战友们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克服了千难万险,在几次危急的时刻力挽狂澜,出奇制胜地挽救了革命,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一个四分五裂、内乱不已、匪患不绝、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统一(除台湾等岛屿)和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新中国;一个饱受列强欺凌和宰割、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屹立在世界东方的新中国;一个由地主、官僚、买办乃至洋人主宰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谈到这些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人们首先不能不想到毛泽东同志对党、国家、人民和民族所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改变了100多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统治,废除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两个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毛泽东同志又适时地、创造性地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制度是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对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巩固国家统一,实现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的大团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中国走在世界前列,是毛泽东同志不懈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从思想上、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终究在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经过中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说来是相当快的。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当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国防尖端技术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关键时刻,他一锤定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他说:“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在他的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在发展尖端科技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出了许多重大成果,填补了许多空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此后我国在两弹一星以及航天事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时刻高度重视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侵害中国的安全和尊严。他说:“我们热爱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们的独立,我们的天性就是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他敢于顶住来自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的压力,不管它是多么的气势汹汹,彰显了中华民族刚强不屈的骨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起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她以一个保卫世界和平、主持正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力量,站在世界舞台上。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许多重大国际战略,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尊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彻底摆脱了旧中国那种“弱国无外交”的险恶处境。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11个。邓小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总起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为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打下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不断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前者为后者打下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将这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互相否定。

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中国共产党

近代以来,为了救国救民、改变旧中国的悲惨命运,无数志士仁人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力量纷纷提出各自的救国主张,有改良的,也有比较激进的。但是这些主张都不灵,没有一个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情况就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诚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名党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一个幼年的党,很不成熟。从一个幼年的党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党,直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这中间有胜利,有失败;有前进,有后退;有壮大,有缩小;有正确的时候,有犯错误甚至是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包括“左”的和右的,并上升为理论,反过来又指导革命实践向前发展。就这样经过多次的循环往复,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从一个幼年的党变成一个成熟的党。对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作出了贡献,而贡献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毛泽东同志。

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最大,不只是因为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根据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的党建理论,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套完整的党建学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并称之为“一件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同志完整的党建学说,是经过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0年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延安整风时期全面确立起来的。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如果要对毛泽东同志的党建学说作一个概括,最主要的可以归纳成这样几条:关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关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路线;关于维护团结统一、维护中央领导权威、坚持集体领导的政治原则;关于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原则和方法;等等。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把注意力集中到防止党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情况发生上。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件大事。他不断向全党敲警钟,并采取了许多重大步骤及具体措施加以防范。他把这个问题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最厌恶的是官僚主义,在老百姓面前摆官僚架子。邓小平同志认为:“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方针,使我们党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党。她以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千锤百炼、经验十分丰富的党,是唯一能够团结、凝聚和领导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人口、众多民族和广大国土、情况十分复杂的大国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仅仅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积弱积贫、极端落后、被人看不起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是我们党所遵循的,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这个军队开始的时候是很弱小的,其主要成分是农民,又带有旧式军队的影响。要将这样一支军队改造并建设成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军队的建设都曾作出过不同贡献,但作出贡献最大、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毛泽东同志。

为建设和培育这支军队,毛泽东同志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从三湾改编决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古田会议总结建军两年多的经验作出决议,明确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整个红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基本形成。以后,经过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如规定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三八”作风;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规定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实现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等等。如果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这样几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军队的唯一宗旨;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军队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军队要实现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

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导和培育下,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内外敌人,解放了全中国(除台湾等岛屿)。这是一支听党指挥,与人民血肉相连,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军队。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官兵不住民宅而露宿街头的事迹,被广为传颂。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这个消息感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说:“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只是体现人民解放军性质、代表人民解放军形象的千千万万事例中的两个具体事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无敌于天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组织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军队建设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军队也由单一军种兵种的军队发展成为多军种多兵种组成的军队。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人民过和平生活的神圣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又担负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是一支最有组织性、最有战斗力的生产大军。

这里特别要提到毛泽东同志对建设空军和海军的重视和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提出,我们不但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还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一支强大的海军。他亲自点将组建这两支队伍。为了在实战中锻炼和提高年轻的空军队伍,毛泽东同志让他们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前线,同世界上头号强大的美国空军在战斗中较量,使我国空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有着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毛泽东同志对发展海军尤为重视。他说:“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又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先后在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他们都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确立的建军基本原则。习近平同志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言简意赅、内涵深刻,同样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基本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创立了一个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

上述毛泽东同志的三大历史功绩都同毛泽东思想密不可分,新中国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壮大和成熟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成长和强大起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这一切。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体系,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统战、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都有大量科学著述。而贯穿于其中的精髓是他的哲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当年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在讲到如何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曾特别嘱咐:“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 “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

毛泽东同志把产生于欧洲的先进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汲取中华文明之精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这个理论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并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它具有彻底性、深刻性、严密性、实践性等特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体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理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这个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就变成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巨大物质力量。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是如此。在这里,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同志本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说的。他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不是凭自己的脑子空想出来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争,然后反映在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争,就产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东西来。”这就是说,一种科学理论要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才能产生出来。毛泽东同志这些切身经验之谈,对于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涉及党的指导思想,涉及党的光荣历史,涉及党能否团结一致地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所以,邓小平同志力主在《历史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写好。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警告说:“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和精辟概括。今天重温这些论述,仍然很有必要。《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沿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随着时代的不同和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其中许多基本原则、基本思想是直接从毛泽东思想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包括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实现了中国由弱到强、由衰而盛的伟大转折,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根本保障。

在勿洞和平村联欢会上的讲话

犀乡资讯网》2013-12-23分类:犀乡论坛 

晋汉省友誼俱乐部沈泽珠:希望和相信我们社会的下一代,能继承我们的〝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精神,为改革、创新更和谐、繁荣的社会而努力。我们曾是风雨同路,祝愿我们的战斗友情将代代传承,永远常青!在此无限感谢您们的热情接待,再说一声,謝谢您们! 

13/12在勿洞和平村联欢会上的讲话 

(晋汉省友誼俱乐部 沈泽珠) 

尊敬的泰国勿洞和平村老友和所有新老朋友们,晚上好! 

很高兴和欣慰这次我们能在贵国的土地上和您们会面。 

这里曾经是您们的游击区、军事基地和无数战斗的战场;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和不能歪曲的历史事迹;让我们一起见证了历史发展的历程。 

我们曾经有过共同的理想、目标,为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的自治独立,而在不同的州属,什至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战线上并肩奋战过。 

您们的斗争历史很长,非常艰险曲折,也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尤为我们感动的,您们许多战友为了祖国的自治独立,在森林里战斗了半世纪,或奋斗了一生。却在结束武装斗爭,走向和平路的今天,始終回不了祖国的怀抱。 

您们之中有许多本是泰籍老友,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和我们西马战友并肩作战。您们奉献了血汗、青春,什至宝贵的生命。您们坚守在这一阵地上,今天,您们还在此开辟了新天地,继续为美好的明天而努力。您们始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希望和相信我们社会的下一代,能继承我们的〝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精神,为改革、创新更和谐、繁荣的社会而努力。 

我们曾是风雨同路,祝愿我们的战斗友情将代代传承,永远常青! 

本团的所有团员在此无限感谢您们的热情接待,再说一声,謝谢您们。

2013年12月22日星期日

曼德拉与毛泽东

中国人可以怀念曼德拉 但要纪念更为伟大的毛泽东

•司马平邦•

曼德拉死了,死于南非时间12月5日晚间。

英语真的很枯燥,只有用DIE(死)来形容他的死去,这若是在中国,一定是要用“逝世”或者“去世”,以示对他的尊敬。

今天,中国各个媒体里充满了对曼德拉的怀念之情、之文和之人,我估计这全世界除了南非,就数中国媒体最想念这位非洲的反种族隔离的伟人,好像他不仅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也结束了中国的种族隔离一样。

这让我忽然想起,是谁结束了中国的种族隔离?

严格意义上说,其实自元朝以降,中国就没有过种族隔离,但在孙中山的反清宣言中确实出现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字句,将满清与华夏(汉)民族对立,其实是“涉嫌”种族隔离的,但民国成立之后,我们知道实质上中国实行的是五族共和。

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建立民国,在中国推翻了封建主义,但并没有把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阴影下完全解放出来,而且,孙中山只有在晚年,在与列宁的苏联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共产党合作后,又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压迫才有了鲜明的认知,但不久之后他也DIE了,所以,虽然中国早早就没有了种族隔离,没有了封建王权,但国人仍然没有摆脱殖民侵略,更没有摆脱残酷的阶级压迫。

南非,在1990年代曼德拉上台之前(1961年)就早已结束了殖民地身份,不过,取而代之的是新殖民者们建立的有种族隔离色彩的资产主义国家,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曼德拉助南非人民摆脱了种族隔离,但其实,我以为被结束于1990年代的南非种族隔离,其实是带着殖民地大尾巴的种族隔离,这也是曼德拉在南非人心中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相比之下,1949年到1959年间的10年时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更为广大的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更为深刻得多。在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中共接手下自孙中山、蒋介石以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但结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也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压迫,令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成为国家主人。

而在同样广阔的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以藏族聚居区为主的地区,中国共产党更直接将上百万农奴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公民,实现“翻身农奴把歌唱”――如是的对人的自由天性和人权的解放之伟大历史意义,又岂是曼德拉仅令南非人民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可比的

记得在1990年4月,刚刚告别牢狱生涯1个月的曼德拉在纳米比亚遇到了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在他们的交谈中,曼德拉同中国朋友真切地说:

“我20多年在罗本岛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来自中国!”

他解释说,他在牢房里坚持看书,妻子温妮应他的要求捎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如饥似渴地从头到尾认真研读,不时比较南非、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和中国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而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论述,深深启发和影响着他,他还说: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我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的思想方法使他取得了胜利。”

我在今天曼德拉死后的中国的新闻里,还能“闻”到关于纪念曼德拉的另一种意味,即曼德拉是一位真正的“普世价值”的践行者。

说实话,如果说致力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曼德拉是普世价值的伟大代表的话,那么1949年就领导中国共产党使中国人民从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毛泽东之普世价值不知道有多大。

在2008年,即曼德拉90岁大寿的时候,在他子孙绕膝的生日会上,曼德拉曾经痛心疾首地狠批南非共和国当前越来越强烈的贫富悬殊。

在执政的20多年后,曼德拉作为精神领袖的非国大领导的南非资本主义制度政府已经创造出了人数庞大的黑人中产阶级,但有一些年轻的黑人又被称为“椰子人”,因为他们和椰子一样外黑内白,在种族隔离政策结束后的新一代中,由于黑人逐渐掌握了不少权利和资源,因此一部分人在经济、文化和生活上向之前的白人靠拢,从而形成了所谓“椰子一代”。

而20多年来,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们还没有显著缩小居住在棚屋里的下层阶级与社会富裕阶层之间显著的鸿沟,黑人和白人虽然获得了相同的民主权利,但在经济权利上隐形的隔离尚未完全打破,而且也不可打破。

目前,人口占少数的白人仍掌控着南非的经济命脉,1994年后,占人口总数90%的黑人等有色人种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和平等,但经济地位却依然处于底层;南非80%的土地掌握在私人手中。来自2010年的权威统计是,南非是当前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约有一半的南非人每月收入不足322兰特(约7兰特合1美元),四分之一的人靠政府的救济,而200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排名前20名的公司主管的薪水是南非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1728倍。

贫富悬殊,或者阶级压迫。

不过是一种社会状态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或者不同阶段罢了。

今天,中国媒体在铺天盖地的溢美着曼德拉,它们想用一句脑残的“普世价值”就能完成对其人的魅力塑造不管你们如何说,现在仍处于南非社会贫富县殊和阶级压迫下的南非穷人肯定是不会认同的――因为,连曼德拉自己也没有自认他的革命完成了,理想实现了,而只是在换成另一种方式――不消说,他所追求理想的南非社会,除了没有种族隔离之外,也不该有如此巨大的贫富悬殊——或者阶级压迫,若说什么普世价值,谁能认为一个充满了贫富悬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有普世价值意义呢?

这就又回到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媒体,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当代社会的所谓精英们,会把曼德拉捧得如此之高,而又将比曼德拉更为伟大的毛泽东踩在脚下的那个奇怪问题。

说句不好听的,是因为曼德拉只结束了种族隔离,而没有结束阶级压迫,甚至他和国大党建立的社会制度同样在扩大着贫富悬殊,更没有令这个国家有目的地去除贫富悬殊,在他们心中,真正的普世价值,其实是不可以妨碍他们必须处于贫富悬殊和阶级压迫的顶层的那种。

我相信,他们对曼德拉的纪念,非曼德拉自己认同的。

我们今天又会看到,中国社会在结束毛泽东时代30多年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30多年后,贫富悬殊(或说阶级压迫的早期)却日趋严重,而毛泽东领导他的同志们在1949年为中国社会确立的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形态正在受到资本、资本主义、精英至上主义的强烈冲击。

中国在向何处去?

中国庞大的13亿人口的人民的福祇到底在哪儿?

是曼德拉出狱后建立起来的南非社会吗?

NO!

当我们的主流媒体如此矫糅造作地纪念着曼德拉,而另一面仍然对比他更为伟大的毛泽东怀抱冷漠,甚至是恶意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怀疑这些媒体,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精英人群,对所谓“普世价值”的真诚度到底有多少。

中国的今天,实在是到了是该选择一个怎样的未来社会奋斗目标的时候,如曼德拉在南非所做的,其实在孙中山、蒋介石时代,中国已然实现,而曼德拉要为南非寻找的真正理想社会形态,其实与毛泽东要为中国未来寻找的,并没有多大区别。

似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手里完成了面向未来理想社会的政治上的成熟,而在邓小平手里,完成了面向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上的成熟,但更耐人寻味的却是,我们在经济上达到所谓成熟之后,政治上却又出现了背离既有的成熟目标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比如,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里正在无情扩大中的贫富悬殊的最后结果,是否会重新回到早在60多年前已被共产主义列祖列宗们颠覆的阶级压迫

是谁乐见其成是谁浑浑噩噩是谁已然堕落

你今天若不能真正理解、解读曼德拉,你今天若只想纪念那个合乎你想像的曼德拉,那么,明天你肯定会遇到另一个毛泽东,这就是历史,无情的历史。

中国,你可不能走回头路啊!

希望以此怀念,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2期,网摘)